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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孔子又提出尊重历史文献的认识，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12]论证前朝的制度，不能不以历史文献为根据，这是孔子提出来的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
从《春秋》和孔子的这些言论来看，可以认为，孔子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位有明确的史学意识的史家。
上引《左传》诸文，表明它们在史学意识的发展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孟子不是史家，但他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许多言论，在先秦史学思想中却是不可忽视的。
他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13]这两句话，是讲到了史家作史的社会环境、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
孟子关于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关于“事”
、“文”
、“义”
的概括，在先秦时期的史学上是有代表性的，对以后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从《春秋》和孔子的言论，以及《左传》和孟子的言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史学意识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一是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二是重视史家对于史事的评价，三是推崇“书法不隐”
的精神，四是提出了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的关系的初步认识，五是提出了历史撰述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六是提出了事、文、义这三个史学上的重要概念。
这些，对后来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时期，司马迁把先秦时期的史学意识推进到更高的认识层次，即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阶段。
所谓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它不止提出了有关史学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史学家们不应为之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神圣事业的认识。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深沉地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先人”
，是指他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小子”
，是司马迁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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