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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李大钊阐述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写道：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
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
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
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
这与特别事变、特别人物没有什么关系。
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
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
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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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这些论述，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中国历史观念中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革。
他的许多论著，还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另一些重要论点。
他对这些基本观点和重要论点的阐述尽管在个别问题上还不很准确，但其本质和方向是确定无疑的。
在李大钊之后，中国最早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唯物史观作了阐述和介绍；而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4页。
本节有参考郭沫若此篇所论者，不另注。
[2]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三六四片，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64页。
[3]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三七一片，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66页。
[4]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三七三、三七四片，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67页。
[5]《尚书·盘庚》，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172页。
[6]《尚书·牧誓》，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页。
[7]《尚书·大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8～199页。
[8]《尚书·康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3页。
[9]《尚书·酒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6页。
[10]《尚书·梓材》，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8页。
[11]《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2页。
[12]《尚书·多士》，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9页。
[13]《尚书·多方》，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8～229页。
[14]《尚书·君奭》，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3页。
[15]《尚书·梓材》，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8～209页。
[16]《诗经·小雅·正月》，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43页。
[17]《诗经·大雅·桑柔》，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8页。
[18]《诗经·大雅·瞻卬》，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71页。
[19]《诗经·大雅·云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62页。
[20]《诗经·大雅·召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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