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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或者说，司马迁是要提醒读者，他写的这些“列传”
，是着重写出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是如何去把握时机，“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
的。
不论是何种情况，司马迁都强调了“人”
对于“时”
的主动性。
所谓“不令己失时”
，就是表明人在“时”
的面前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人是可以去把握“时”
的。
他写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
，就是写出了刘敬把握了汉皇朝如何确定定都这个“时”
。
他写叔孙通“卒为汉家儒宗”
，就是写出了叔孙通“制礼进退，与时变化”
，没有错过时机。
因此，在司马迁的历史观念中，人是具有主观的创造性的，这种主观的创造性往往会成就惊天动地的事业。
司马迁说的“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
，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即“时”
对于人们建功立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的这一认识，在他论汉初将相如萧何、周勃、樊哙等人时，阐述得十分清楚。
他论萧何说：“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
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
……位冠群臣，声施后世。”
[195]所谓“依日月之末光”
，是借刘邦、吕后为名，而实指当时的时势。
同是一个人，因时势的变化而其又把握这变化的时势，就会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立功名于天下”
的显赫人物。
他评论周勃时写道：“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
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
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196]周勃本是一个编织养蚕器具兼做吹鼓手的普通人，后来竟然完成了“匡国家难，复之乎正”
的大事业，一个重要契机就是因为遇到了“从高祖定天下”
这个时势。
他又这样评论樊哙、夏侯婴：“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
[197]早年，樊哙屠狗，夏侯婴贩缯，都是极普通的平民，后来都“垂名汉廷，德流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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