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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的社会原因，结论是：“生平治者，人道明，成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55]《天论》在阐述“天”
与“人”
及“天人之际”
问题上，比《天说》更精细了。
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说：“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
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
[56]柳、刘之论，把关于“天人之际”
问题的认识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刘禹锡是史学批评者柳宗元的好友，又曾是大史学家杜佑的僚属。
杜、柳、刘在历史认识上都是同道中人。
柳宗元在《天对》中，对作为自然物的“天”
自身生成和运动等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比较彻底地打破了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天”
的神秘感和敬畏，为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探讨“天人之际”
问题开辟了正确认识的道路。
他对于史书《国语》所作的系统的批评即《非国语》67篇，就是站在这样的高度上展开的。
《非国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批评《国语》在天人之际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认为后者“其说多诬**”
，“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
。
他反复阐明“天命”
的虚妄，所谓“天诛”
、“天罚”
都是没有根据的，指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
他指斥种种占卜、预言、梦寐、童谣与人事相比附的做法，认为把这些写入历史著作是极不严肃的，是不应作为信史看待的。
《非国语》在历史观念上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作为自然的天地“自己”
运动的观点。
柳宗元说：
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
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57]
这就是说，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出自其内在的原因，既不是为人们作打算的，也不是为人们所安排的；自然界自身存在着相互排斥和相互吸引的现象，把这看作国家兴亡的征兆，是没有根据的。
这样，柳宗元就不仅在对历史的认识中驱逐了“天命”
的影响，也在对自然的认识中驱逐了“天命”
的影响。
这是他在历史观和自然观的发展上的重大贡献。
循着这样的认识路线，宋人叶适在对历代“正史”
的批评中，对于“天”
与“人”
及“天人之际”
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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