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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间道理”
也是“人事”
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后者正是从前者发展而来，它们之间本有一种历史的联系。
综上可以看出，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人们对于“天道”
的怀疑以至于排斥，以及对于“人道”
的重视以至于关注，是在同步向前发展的。
这里在认识上有一个共同点，即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的时候，是在把着眼点从神的世界移到人的世界，是从神的安排走向人的自觉。
这是历史观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历史事实驳斥了“天道”
说的荒谬，其实也就是对“天道”
本身的否定。
他在《伯夷列传》中写道：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
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
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
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
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正是对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这一古老的传统历史观念，用古往今来的“善人”
和“操行不轨”
的人的最终遭遇，提出了他的疑问。
从历史上看，这个疑问是无须回答的，这实际上提出了他对“天道”
的批判。
司马迁这种对“天道”
的批判，有时又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批判表现出来的。
例如，他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29]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以这样说，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天道”
观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到了司马迁这里，它的荒谬性和落后性，都已被史学家无情地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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