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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从而否认人们认识真理的可能性。
他认为“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
，“所有的科学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
[64]。
可见，胡适的“科学的方法”
实质上是实用主义方法。
这种“方法”
既不承认真理的客观存在，“事实”
和“证据”
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价值。
而其在对待具体史事上，“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
，实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
顾颉刚是受到胡适所说的“科学的方法”
的影响而又同胡适走着不同治史道路的史家。
1926年，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这篇长文中，讲到了他对科学方法的认识过程，以及他是怎样找到了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的。
他写道：
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
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所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
我屡次问自己：“你所得到的科学方法到底有多少条基本信条？”
静中温寻旧事，就现出二十年来所积下的几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十二三岁时，我曾买了几部动物、植物的表解，觉得它们分别种类的清楚，举出特征和形象的细密，都是很可爱的。
进了小学，读博物理化混合编纂的理科教科书，转嫌它的凌乱。
时有友人肄业中学，在他那边见到中学的矿物学讲义，分别矿物的硬度十分明白，我虽想不出硬度的数目字是如何算出来的，但颇爱它排列材料的齐整，就借来抄录了。
进了中学，在化学课堂上，知道要辨别一种东西的原质，须用它种原质去试验它的反应，然后从各种不同的反应上去判定它。
后来进了大学，读名学教科书，知道惟有用归纳的方法上可以增进新知；又知道科学的基础完全建设于假设上，只要从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日益演进，自可日益近真。
后来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
老实说，我的脑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不过如此而已。
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的主张。
如果傲慢地说，这些新主张也可以算得受过科学的洗礼了。
[65]
从这一段自述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顾颉刚学习“科学方法”
的热情和轨迹，可以由此进而看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学人热心于讲求“科学方法”
的一般情形。
胡适和顾颉刚都十分强调治史方法的重要，故有的研究者把他们称作“方法学派”
[66]。
他们虽然都是以“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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