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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写日本的历史,目的是对比中、日的现实,为中国的维新而呐喊。
魏源、王韬、黄遵宪的外国史地撰述,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家爱国图强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们开阔的视野和研究外国历史的自觉意识。
这些成果,作为当时的世界史和国别史,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是中国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的代表性著作。
(二)“新史学”
和“史界革命”
的提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9岁的梁启超(1873—1929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
次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新史学》。
[47]这两篇论文,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中国史叙论》是作者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所提出的问题限于中国史范围。
《新史学》是作者就普遍的史学理论作进一步阐述,所论仍以中国史学居多,但理论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作者以“新史氏”
自号,呼吁“史界革命”
,倡导“新史学”
。
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根据这一认识,他批评“中国之旧史”
有四弊二病,甚至认为旧史是“相斫书”
,“中国前者未尝有史”
。
梁启超倡言“新史学”
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看作中国史学新旧更迭的里程碑。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1869—1936年)出版了他的政论、史论结集《訄书》。
《訄书》初刻本刊于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十二月。
此后的二三年中,作者予以重订,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日本出版。
此书收入论文63篇和“前录”
,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现状和中西政治与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历史前途的关注与构想。
《訄书》关于历史和史学的论述,广泛吸收了西人、西史兼采日本、印度学者之说结合中国历史与史学,阐述了作者的许多新见解。
章太炎继梁启超之后,也提出了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于《訄书·哀清史》附录《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
他对旧史不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
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
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
他不赞成脱离中国历史事实而仿效西人的“义法”
,认为“事迹不具”
,仅仅“变更义法”
是不足取的。
他关于《中国通史》的主张是要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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