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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挥《易·系辞上》中的思想阐述这个认识说：“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
[35]他还举《史记》、《汉书》为例，具体说明他的这些认识，并进而以此来概括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这可以看作是他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法论。
章学诚论“史德”
与“心术”
，是对刘知幾关于才、学、识“史才三长”
论的继承和发展。
他明确提出“史德”
的重要，并用史家当慎于心术来解释“史德”
，是一个创见。
他认为，史家倘能自觉地认识到并在撰述上“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那也“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
[36]了。
章学诚的这个认识，包含了史家主观应符合历史客观的理性光芒，涉及史学的主、客体关系问题。
章学诚提出了“史法”
和“史意”
两个理论范畴，认为这是刘知幾跟他不同的地方[37]。
他进而以此来总结前代史家，并指出《文史通义》的撰述宗旨：“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
[38]《文史通义》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还有关于通史的理论[39]，关于“知人论世”
的史学批评方法论[40]，关于历史著作表述的艺术性问题[41]，关于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42]。
它的《原道》3篇，是阐述历史哲学的名篇。
这些都贯穿了他的“别识心裁”
、自得之见。
《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理论著作，《宗刘》以下各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了古代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章学诚是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最后一位杰出的古代史家。
在他之后，有阮元（1764—1849年）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有龚自珍（1792—1841年）的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的史论和政论。
他们是站在近代历史门槛上的两位史家。
（四）清代官修史书的成就
有清一代，在官修史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修《明史》定稿，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
乾隆年间，陆续撰成《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和《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即续“三通”
和清“三通”
。
清代历朝都撰有实录，主要包括清太祖至清德宗十一朝实录，加上入关前所修《满洲实录》和清亡后所修《宣统政纪》，合计4433卷，统称《清实录》。
还有国史、方略、会典等，也是重要的官修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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