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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笔记中有的也还没有完全摆脱神仙志怪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倾向。
晚唐的小说故事类笔记，也跟史学有密切的关系。
如陈寅恪以《顺宗实录》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之《辛公平上仙》“互相发明”
，证明宦官“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
及“宪宗又为内官所弑”
的事实，从而说明“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
[110]又如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20卷、续集10卷，虽有许多神仙志怪的记载，但它却包含了不少社会史、科技史和中外交流史的内容，历来受到中外学人的重视[111]，更不可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它在史学上的价值。
[1]《韩非子》卷十九《五蠹》，王先慎集解，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39页。
[2]班固等：《白虎通》卷一“号”
，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2页。
[3]《周易》卷八《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74页。
[4]班固等：《白虎通》卷一“号”
，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1页。
[5]《商君书》第十八《画策》，严可均校，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21页。
[6]《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高诱注，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31页。
[7]《左传·昭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0页。
[8]《论语》第八《泰伯》，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4页。
[9]《淮南子》卷八《本经训》，高诱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18页。
[10]《诗经·商颂·玄鸟》，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22页。
[11]《国语》卷四《鲁语上》，韦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6页。
[12]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页。
[13]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14]《左传·昭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26页。
[15]《墨子》卷八《明鬼下》，孙诒让间诂，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41～145页。
[16]《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7]见《国语·周语》记西周末年事，以及《史记·周本纪》、各国《世家》、《十二诸侯年表》记各国纪年之始，大致都略当周厉王前后。
厉王出奔、共和行政开始之年（前841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准确纪年的开端，这与编年纪事的国史的出现大致相符。
参用白寿彝说，见《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09页。
[18]孔子是否作《春秋》，历来有不同的认识。
本书据《孟子》、《史记》之说。
[19]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20]今传《春秋》，下限止于鲁哀公十六年，末二年为后人所补，非孔子《春秋》原文。
[21]《礼记》卷五十《经解》，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09页。
[22]《论语》第七《述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2页。
[23]《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24]《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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