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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王莽新朝的存在，《汉书》是以《王莽传》来反映的：它实际上是用了纪的体例，先是西汉纪年，后是新莽纪年，用以记两汉之际的一段历史。
《汉书》的表和志，更能反映出它的贯通与博洽。
《汉书》的表对《史记》有关汉代诸表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如《外戚恩泽侯表》，是与《外戚传》相配合的，它们揭示了外戚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非常作用。
所增《百官公卿表》跟《史记》的《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有很大不同，是职官制度与职官年表的结合，其中官制部分开后代正史百官志或职官志的先河。
《汉书》还首创《古今人表》，所列人物，按时代先后和9个等级入表，上起伏羲，下至陈胜、吴广，以接汉代人物，“总备古今之略要”
，目的在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
。
《汉书》的10篇志包含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它们对《史记》的8篇书也有许多新的发展。
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诸志是《汉书》所创。
《刑法志》意在说明“刑罚不可废于国”
；《五行志》以大量篇幅记载天象、吉凶，以证“天人之道”
，但也记载了许多有意义的自然现象，有科学史的价值；《地理志》首次记述了大一统国家的疆域规模、地理沿革、山川形势和人口分布，是班固的力作；《艺文志》是学术史专篇，它继承了刘向、刘歆整理文献的成果，记载西汉皇朝对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校勘、研究的情况，以及汉代学者在撰述上的成就。
这些，对后来纪传体史书的撰述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食货、地理、沟洫、刑法、艺文5篇志，涉及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它们都贯通古今，是专史撰述的滥觞。
《汉书》各部分内容的相互关系及逻辑结构，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映了它的“上下洽通”
。
由于《汉书》创造了记述一代皇朝史事的历史撰述形式，上下洽通，详而有体。
由于班固在《汉书》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的皇朝意识和鲜明的正统思想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汉书》成了后来历代正史撰述的楷模。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骨干即“正史”
之规范的格局，是《汉书》创立的。
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评论《汉书》说：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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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史学发展上指出了《汉书》的影响。
隋唐之际，研习《汉书》成为专门之“《汉书》学”
，以至于出现学者“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
[45]的盛况。
因此，刘知幾又从学术史上评论《汉书》的地位，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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