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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侠义故事。
武侠片作为有武有侠的剧情电影，具备一个完整强烈的矛盾冲突、丰富情节张力的故事是首要的要素。
武侠故事一般均以肝胆侠义为叙事主题，包含了爱恨情仇、快意江湖、惩恶扬善等故事元素，大体形成了多种常规的情节设置模式：或主人公受到陷害、历经艰难而最终成长、复仇的模式；或主人公为救忠良之后、殊死对抗敌人、最终以暴制暴的模式；或主人公深陷江湖、替天行道但又为爱执著的模式等。
不论哪种模式，情节的曲折起伏、悬念迭起是最主要的特点。
（2）武打动作。
武打动作的处理是武侠电影必不可少、也是区别于其他类型电影的重要方面。
在众多影片中，随着影片风格的不同，武打动作可以有多种处理方式：或一招一式、真刀真枪、真实搏击的写实表现；或飞檐走壁、蜻蜓掠水、玄妙神奇的特技虚幻表现；或界乎两者之间的虚实并存的表现。
（3）影像风格，也即影片的视听风格把握。
根据影片定位、导演风格的不同，武侠片在影像风格方面也可以丰富多样：或壮烈血腥、暴力张扬；或粗犷苍凉、大气壮美；或浪漫写意、轻柔唯美等。
（4）侠士形象。
侠士英雄形象的塑造，是武侠电影比较重要的任务。
在绝大多数的武侠电影中，侠士英雄往往聚焦于阳刚男性，注重塑造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恩仇、情谊，着重刻画男性英雄的悲剧命运。
女性侠士也有，但相对少数。
当然上述要素并不是绝对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类型电影的杂糅复杂化，武侠电影的类型融合特征也逐渐加强，影片中除了武侠元素之外，还多少包含了爱情、悬疑等类型元素，而且现代都市化特征也不断明显。
因此在实际的创作中，上述要素的处理可以有相应的变化。
3.发展概况
对武侠电影起决定作用的是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的问世，最早可以追溯到庄子的《说剑篇》、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等源头。
五四运动以后，当时大众耳熟能详的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等小说家的《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关东大侠》等武侠小说，直接促使了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的诞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庸、古龙、梁羽生的《射雕英雄传》《流星·蝴蝶·剑》《七剑下天山》等新派武侠小说兴起，以曲折神奇的故事情节和高强武功的侠客英雄为利器，更是主宰了其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港台武侠电影创作。
1928年，明星公司在上海拍摄完成了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影片《火烧红莲寺》，这是中国第一部形态成熟的武侠片，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波的武侠片潮流。
短期内《荒江女侠》等一批武侠片相继出现，《火烧红莲寺》更是连续拍摄了18集。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华战争的加剧激发了民众普遍的爱国**，感情上排斥武侠等纯粹的娱乐片，再加上政府的禁令，武侠片热潮结束。
此后武侠片的创作基地由内地移师香港，得到了更长足的发展。
1949年年底，著名导演胡鹏无意中挖掘了黄飞鸿题材，拍摄了《黄飞鸿之鞭风灭烛》（又名《黄飞鸿传》）。
影片中的粤语、粤曲等浓厚的广东地方特色，舞狮、舞龙等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蛇形拳、无影脚等传统的中国武术样式，以及塑造的具备礼义仁爱等英雄形象，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黄飞鸿电影热”
。
迄今为止，黄飞鸿电影以及电视剧集已经超过100部。
20世纪60年代，注重浪漫传奇、手法新颖的新派武侠小说，催生了以1966年胡金铨的《大醉侠》、1967年张彻的《独臂刀》为标志的新派武侠片，涌现出了《金燕子》《侠女》《云海玉弓缘》等众多影片以及徐增宏、张鑫炎、岳枫等优秀导演，其中张彻、胡金铨是两大旗手性的人物，开创了武侠片票房突破百万元港币的新纪录。
1971年，罗维导演的《唐山大兄》的成功，标志着李小龙徒手搏击的“真功夫电影”
的崛起。
此后他以《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等影片塑造了多个维护民族尊严的英雄形象，一次次刷新港台地区高票房纪录，1973年拍摄《死亡游戏》时，李小龙因为意外猝然陨落，给中国武侠电影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1978年，袁和平导演、成龙主演的《醉拳》问世，影片将以往注重传统儒家道德和侠义故事的黄飞鸿电影改编成顽皮调侃、满身惰性的少年黄飞鸿故事，动作设计上也更注重变化性、娱乐性，以“功夫+喜剧”
的方式掀起新一轮武侠热潮，不久《少林寺》等系列电影开始产生。
1979年徐克导演的《蝶变》，以悬疑惊悚的类型融合、复杂的叙事架构、新颖独特的视听效果，标志着香港武侠片从传统手工艺阶段走向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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