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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具有广泛统一大战线的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提出了战时电影运动的纲领和任务，并联合港台地区进步电影人拍摄出了一系列进步作品。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国民党通过接收原日伪电影资产以及建立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来压制进步电影的生产；即便这样，战后进步电影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数量上都达到了空前成熟，不仅大量涌现出诸如蔡楚生和郑君里导演的、时间跨度长达11年的情节史诗悲剧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及史东山导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宏大作品，还出现大量诸如沈浮导演的《万家灯火》（1948）等多种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且还问世了费穆导演的、开创中国散文诗化风格的非主流人文电影《小城之春》（1948）。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根本上指明了中国电影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从1949年至1966年电影发展的历史看，“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成为了绝对的主导。
电影与政治的联系从来没有像这个阶段那样紧密，不仅电影的发展脉络随着政治运动的起伏波动发生了四起四落的重大转折，而且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政治的电影”
，歌颂新时代和控诉旧时代、歌颂集体英雄主义和反对个人英雄主义等主题成为了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电影一方面完成了对私营电影公司改造的任务，拍摄出了《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等众多正面展现阶级斗争和弘扬革命精神的优秀影片；另一方面通过成荫和汤晓丹联合导演的战争史诗电影《南征北战》（1952）等，基本树立了熔革命豪情、敌我矛盾、崇高**和银幕诗情于一炉的新中国电影美学风格。
在经历了孙瑜导演的《武训传》被批判带动的创作低潮后，紧跟毛主席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文艺方针，电影又呈现出比较繁荣的发展态势。
这一阶段多种题材样式的电影纷纷兴起，《董存瑞》（1955）等革命历史题材大胆突破英雄人物高度模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方式，《新局长到来之前》（1956）和《不拘小节的人》（1956）等讽刺喜剧针砭社会问题进行大胆地批判，还有诸如《护士日记》《柳堡的故事》等涉及革命战士、知识分子私人情感的电影也能一定程度上出现；此外还有戏曲片、历史片等也蓬勃发展，影片《祝福》的问世，标志着新中国彩色影片开始出现。
1956年著名理论家钟惦棐在《电影的锣鼓》一文中大胆提出“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不应该变成工农兵电影”
的理论观点引发文艺界开始遭受严厉的政治批判，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钟惦、吴永刚等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电影又陷入了第二波的低潮。
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建党40周年之际，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献礼影片的生产，并由邓小平向电影界做动员，于是《林则徐》《林家铺子》《青春之歌》《聂耳》《五朵金花》等一大批“十七年”
电影中艺术水准最高的优秀作品纷纷呈现，好评如潮，而且真正百花齐放、卓有成就，迎来了第三次**。
之后经历了因1959年反右倾运动而跌入低谷的一段时间，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以及政治上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周恩来总理再次落实电影文艺政策并倡导探索中国电影民族化道路，短短两三年间诸如《红色娘子军》《红旗谱》《李双双》《小兵张嘎》《农奴》等一大批电影主管部门明确倡导的“四好电影”
（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出炉，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十七年”
电影的第四次**。
1965年以后，随着政治批判运动的加剧和**的开始，新中国电影再一次陷入低潮，而且创作的低迷状态整整延续了10年。
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
专权，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和姚文元提出的“三突出原则”
，否定了新中国“十七年”
电影的艺术成就，并要求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直接导致了注重“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
等僵硬化模式的“样板戏”
的产生，问世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八个样板戏。
电影创作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了被禁锢的思想；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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