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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去台湾，也不留在内地，而是出走香港，不久即在香港成立新的上海商业银行。
此时，这位民国第一银行家成为国共双方都拉拢的对象。
毛泽东把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送给他，蒋介石则威逼他不得回内地……
1951年10月1日，受国内外形势影响，新成立的上海银行的员工们在香港分行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
此事引起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注意，导致美国冻结了上海商业银行600万美元的国外资产。
这笔钱绝不容有闪失。
这是出走后陈光甫能掌控的主要资产，是他及其管理团队的养命钱。
从这天起，为了这笔钱的解冻，陈光甫踏上了漫长的“上访”
之旅。
就在陈光甫四处奔忙时，香港上海银行再遭重创。
香港分行贷款额中有很大一笔贷给了星光服装厂，而这个客户并不具备贷款条件。
陈光甫提醒立即追回这笔贷款，但相关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巨大风险，没有抓紧追要。
不久，星光服装厂即将破产的消息就开始流传。
1956年1月19日，上海商业银行再次遭遇挤兑风潮。
之后6天中，被客户取走的存款达1898万元，此时上海银行的所有准备金只剩下2637万元。
事件发生后，陈光甫从台湾匆匆赶回香港。
一到香港，陈光甫就拜访了汇丰银行的负责人，请求帮助。
由于上海商业银行及陈光甫个人商誉良好，汇丰银行做出了许多金融机构无法想象的行动，即：接受上海商业银行被美国冻结的资产作为抵押，提供巨额贷款。
1956年2月月底，这场挤兑风波宣告结束。
上海商业银行虽然免于破产，但总共损失了大约300万美元。
对于这起风波，陈光甫认为，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管理失误。
他说：“从我个人的良心看待整个事件，如果不是因为星光服装厂烂账的原因，他们也不可能使银行陷入如此困境。
我想说首先犯下错误的是我们自己。”
就在挤兑风波期间，美国前财政部长摩根韬偕妻子来到香港。
1956年2月4日，摩根韬夫妇专程去看望了陈光甫。
陈光甫在家中非常热情地款待了这对贵客。
席间，他借机请求摩根韬帮忙解决财产解冻事宜。
此后，摩根韬一直关心着这件事情。
1956年7月22日，美国财政部答复上海商业银行：接受其解冻资产的申请，但需要台湾当局的担保。
陈光甫没有料到，解冻资产的事美国人都同意了，却卡在了台湾当局手上。
为此，他不仅自己亲自拜访台湾当局各部委大佬，还特地派遣上海银行副董事长朱如堂去台湾周旋。
朱的父亲是蒋介石的密友，他拿着有关备忘录直接找到蒋纬国，请他直送蒋公。
老蒋亲自读过后，对陈光甫的政治倾向有了更深的了解后，方同意重新讨论。
此时，陈光甫主动将50万美金存入纽约的“台湾中国银行”
。
台湾当局这才终于放行。
1957年，获得了解冻的资产后，上海商业银行发展迅速。
1965年5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在台北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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