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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整个社会缺乏思想依托。
这时候，在社会上做事的人，包括民族企业家，都需要一种支撑他们奋斗、开拓市场的精神动力。
在这方面，宗教起了很大作用。
具体到刘鸿生身上，他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他几乎把他所有的企业利润都用在再投资上面了，这多少有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的色彩。
由于出身社会底层，在艰难地向上打拼的过程中，刘鸿生表现出对于人际关系的超强的掌控能力，有一种超凡的在江湖中游刃有余的谋生技巧。
在老百姓看来，这是红黑两道，有点像流氓大亨，但是在历史学家那里却另有说法。
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家龙在《大公司与关系网》一书中，以大中华火柴公司为例分析了刘鸿生的这种能力：
事实上，贯穿刘鸿生一生，他都在巧妙运用这种关系学，着力培植了基于家庭、同乡、同学和其他的各种关系——
家庭关系：刘鸿生的老丈人叶世恭就是办火柴厂起家的，当然给予他不少帮助。
他的哥哥刘吉生作为他最重要的创业助手之一，兄弟二人曾经长期一起风里来雨里去。
同乡关系：刘鸿生能进入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就来自宁波同乡会会长周仰山的推荐；1920年至1937年间，他还亲自担任了这一老乡组织的会长。
同学关系：虽然没有拿到圣约翰的学位，刘鸿生却在创业成功之后成功创办了圣约翰同学会（梵皇渡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成为他在上海的各类资源整合平台。
后来，他的好几个同学都在他的企业里担任银行经理、会计等重要职务，他的学长宋子文更是成为他后来的一个政治优势。
通过宋子文，他曾得以承揽蒋介石部队的军呢用料。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居于中心的自然是刘鸿生本人。
虽然和这些人交往，刘鸿生一生却没有什么特别佩服的人，他很自负，始终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
纵览刘鸿生的一生，其商业经营之道归纳起来不外“聚”
、“散”
二字。
一聚，刘鸿生主张并厂集资、联合对外，借图竞存。
一散，刘鸿生绝对主张多元化，他投资的门类多达10多种行业，跨越工、商、金融等行业。
在子女教育上，刘鸿生也搞“多元化”
。
他有10个儿子，3个女儿，分别送到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学不同的专业；不管哪个国家强盛，他都有子女出来应付局面。
可惜的是，他只猜对了开头，却没有猜透结局，最后的一张大牌不是欧、美、日，而是苏俄。
但刘鸿生毕竟洞达事理，在他周旋于蒋宋孔陈等民国要人间的同时，他还秘密资助六子刘公诚5000元，筹建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为自己的晚年留下一条退路。
1956年年初，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刘家价值2000多万元的企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
。
同年10月1日，69岁的刘鸿生离开了这个让他既看得分明又想不明白的世界。
追悼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胡厥文，送给他如下“铭”
文，算是盖棺论定。
这“铭”
文的评价，对刘鸿生来说，算得上是十分中肯：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维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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