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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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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李守常（大钊）所著《史学要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
此书讨论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对人生态度的影响等关于史学的重大问题。
此前，由于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重要影响，以及他所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章的广泛影响，《史学要论》的这一历史性地位就显得十分突出了。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迅速发展。
首先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在中国开辟了人们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的道路。
其次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展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发展。
再次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
尽管它们还有一些可待商榷的地方，但这一思潮的方向和气势无疑显示出了中国史学的新活力。
最后是1938年翦伯赞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对“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
、“历史的关联性”
、“历史的实践性”
、“历史的适应性”
、“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
等问题一一予以阐述。
作者在全书最后写道：“人类创造历史，但不能完全依据主观的意识自由地创造出来，而必须要以其主观的意识顺应着历史的必然，即客观的情势，才能创造出来。
所以当着今日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为了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争取有利的客观环境，加强主观的创造作用是必要的：因而对于作为指导现实斗争的最高原理的历史哲学，也就有其重要性。”
[34]从《史学要论》到《历史哲学教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理论形态上的重要发展。
侯外庐在1946年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
[35]这一段话，大致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成为中国史学思潮的主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发展变化出现了新的态势。
一方面是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历史发展认识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是史学界通过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辩难，唯物史观同中国历史结合的程度更加紧密了。
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主性意识进一步提高。
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各种史学思潮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相互间也并不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郭沫若在1929年写道：“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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