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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意义。
陈氏本人也是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这些话，对于推动这种“风气”
、实践这一“轨则”
，起了重大作用。
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治史，其方法亦大较同此。
其不同于王国维者，是他更注重于史事、制度的渊源流变。
如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即是“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
，以补“吾国史学之缺憾”
[24]。
他以诗文证史，如所著《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也是这方面的开创性杰作。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胡适，同王国维、陈寅恪比较起来，他更多的是关于考证学的方法论的论述。
他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
。
他又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有两点。
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
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
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
[25]。
他撰写《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就顾颉刚、刘藜等人的古史辩难发表见解，认为：“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
[26]他还撰写了《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认为：“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
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
[27]胡适所讲的这些见解，中心是考证。
他在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其特点是反复申说“科学方法”
[28]，故对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发展影响甚大。
顾颉刚和陈垣也是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论点、方法、著述，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强有力的表现。
顾颉刚最有代表性的论点和方法，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观，以及他对古史传说的演变的探索、对古代的民族和地域的探索、对古书的著作时代的考订。
由此而引发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关于古史的讨论，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高峰。
胡适称这个讨论“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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