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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仿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之法，自撰注文，以存异说。
如《长编》卷二十太平兴国四年（979）记杨继业事，是据路振《九国志》的叙述；但李焘在注文中又引《三朝国史·杨业传》的记载，别为一说，且云：“今但从《九国志》，更须考之。”
这类情况，书中甚多。
还有一种情况，是顾及所记史事的不同方面。
李焘自来“耻读”
王安石书，但他记熙、丰变法事，对变法派和反对派的言论、行事都详细记述。
南宋叶适论其书曰：“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较然。
夫孔夫子之所以正时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书具也，今唯《续通鉴》（即指《长编》——引者）为然尔。
故余谓《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
[71]这是对《长编》的翔实给予很高的评价。
而南宋陈傅良甚至认为：“一代之书，萃见于此，可谓备矣。”
[72]
《长编》在文字表述上也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
其记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吴越归地”
事，把吴越王钱俶小心谨慎、曲意奉迎而终不免纳土的过程，把北宋宰相卢多逊的建议和宋太宗的坚决，都写得从容、紧凑。
而对于事件的结局，作者一方面写了宋太宗“受朝如冬、正仪”
的盛典，一方面写了吴越王钱俶将吏、僚属痛哭“吾王不归矣”
；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场面，写出了人们截然相反的心情，从而把事件本身烘托得格外突出。
像这样的史笔，在《长编》中屡屡可见。
李焘治史，态度是很严谨的。
他在奏上全书时，曾列举“损益修换”
即增删修改处4400余事，编为目录10卷。
尽管如此，他在上书表中还是说“抵牾何敢自保”
。
这表明了他对待历史撰述的求实作风。
宋孝宗观览《长编》，称李焘“无愧司马迁”
。
朱熹教导门人读史说：“若欲看本朝事，当看《长编》。
若精力不及，其次则当看《国纪》。
《国纪》只有《长编》十分之二耳。”
[73]南宋杨仲良据《长编》而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亦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卷，初刻于理宗宝祐元年（1253），行于世。
这反映了《长编》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和史学价值。
今传《长编》，系后人据明修《永乐大典》所录抄出，时已缺熙宁至绍圣年间部分记载及徽、钦两朝史事，重新编次，厘为520卷，然其仍不失为宋人所撰最翔实的北宋史。
李焘除《长编》外，其他各种撰述累计亦在千卷以上。
他是中国史学史上著作最丰的史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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