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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
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
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愚臣不敢复言。
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
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
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
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敢再拜稽首，上陈于黼扆之前；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
……《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
《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今人有十金之产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呜呼，可不戒哉！
可不慎哉！
[9]
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政治家对世事的忧患是相通的。
司马光同王安石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
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另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北宋史家忧患意识的深沉历史感，同样也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
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助手之一，著有《唐鉴》一书。
他在此书序文中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
昔隋氏穷兵暴敛，害虐生民。
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
唐高祖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坏故也。
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
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
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
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
然则今所宜监（鉴），莫近于唐。
[10]
他认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今所宜监，莫近于唐”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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