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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对修史制度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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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史学家对历史的反省所取得的收获和成就，主要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撰述上；这个时期史学家对史学、史学工作的反省所取得的收获和成就，则集中地表现在刘知幾的史学活动和他所撰述的《史通》一书之中。
中国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反省，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中国史学家对于史学的反省，如果姑且不考察它的萌芽形态的话，则刘知幾的《史通》乃是这方面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撰述。
司马迁活动于汉初，刘知幾生活在盛唐，他们都是处在封建社会虎虎有生气的时代，这使他们能够在史学上从事总结性的工作并取得杰出的成就。
刘知幾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起任史职，至去世时止，大部分时间致力于修史，首尾凡20年。
主要撰述有：武则天时与朱敬则等撰《唐书》80卷，中宗神龙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景龙四年（710）撰成《史通》，玄宗开元二年（714）与谱学家柳冲等撰成《姓族系录》200卷，继而与史学家吴兢撰成《睿宗实录》20卷、重修《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
以撰述之功，封居巢县子。
在刘知幾20年的史学活动中，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里程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撰写了《史通》一书。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刘知幾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批判精神的基础上的。
这种批判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对于现实的批判，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于传统的批判。
他对于现实的批判，集中在对当时修史制度的混乱、史馆人员冗杂而多不称职、史官难以发抒其专长与见解等弊端的揭露上。
如：由于史官泛滥，故“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
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
。
由于监修的长官太多，故“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
由于缺少严格的修史章法，故“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
[238]。
此外，还有史料难求、学风不正等许多弊端。
刘知幾对于传统的批判，集中在对《尚书》所记古代史事的怀疑和对《春秋》书法混乱、体例不纯的指摘，其锋芒所向，虽经典、“圣人”
亦不讳言。
他批评《尚书》：“《书》之所载，以言为主。
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
认为孔子删定《六经》，其中“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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