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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诀”
，在于历史认识之转化为现实的实践。
为《通典》作序的李翰自谓“颇详旨趣”
，他在序中强调指出：“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
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
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
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
这一段话，把《通典》意在“经邦”
、“致用”
的主旨阐述得十分透辟。
“师古”
的目的不是复古，而是“随时”
；“随时”
是为了“立事”
，以达到“经邦”
的最高目标。
这就是《通典》“将施有政”
的“致用”
之旨。
李翰认为，这是那些刻意于“文章之事，记问之学”
的一般著作无法比拟的。
第三个特点，是把握了社会的症结、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杜佑“经邦”
、“致用”
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潮流的反映。
杜佑青年时代经历的“安史之乱”
所造成的唐皇朝政治力量的削弱和财政收入的困难，极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学风和撰述旨趣。
这在《通典》中有突出的反映。
他在讲到“历代盛衰户口”
时列举了一些统计数字，以衬托“盛衰”
之变：天宝十四载（755），“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此国家之极盛也”
。
杜佑在注文中补充说：“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即755—760——引者），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一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
户至大历中（即杜佑撰写《通典》之初——引者），唯有百三十万户。
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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