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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官修史书的成就(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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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汪后为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锋起,皆不能屈”

[4],为一时之盛举。

但隋朝“《汉书》学”

的泰斗,还要推萧该、包恺二人。

史称:大业年间,“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

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

他们关于《汉书》的著作,“为当时所贵”

,“甚为贵游所礼”

[5]。

像这样的盛况,在经学史、佛学史上并不鲜见,在史学史上却是空前的。

《汉书》因具有皇朝史典范的性质而有此殊荣,而“《汉书》学”

出现如此盛况,自是统治集团提倡的结果。

正统观念、垄断修史、推崇《汉书》,这种历史意识的强化,都反映了政治统治上的要求。

在这方面,唐初统治者比隋朝统治者要高明得多。

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根据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

诏书指出:史官的职责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

,史学应起到“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的作用。

魏、齐、周、隋、梁、陈六代都“自命正朔”

,“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

;然诸史未备,令人惋惜。

诏书对撰述六代史提出了总的要求:“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6]这道诏书,反映出了唐高祖的政治家气度:他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去指斥前朝的错误,而是充分肯定它们的历史地位。

他重视周、隋的历史,但也没有排斥梁、陈。

诏书显示出对于史学工作有一种开阔的视野,这对唐代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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