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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博采不能成一家之言，不慎采则必然误入歧途。
只有把博采同慎采结合起来，才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
在刘知幾看来，这种“后来之笔”
在“俊识通才”
上的要求，中心问题是鉴别文献的虚实和价值，是如何把握历史事实。
采撰论提出的论点，在史学上有充分的根据。
刘知幾举《左传》、《史记》、《汉书》为例，其中《史记》是最有代表性的。
司马迁自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
[163]司马迁的自序足可用以揭示刘知幾提出采撰论的史学渊源。
采撰论的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后人所继承与阐发。
中晚唐时期，李肇撰《唐国史补》，他在序中阐明撰述宗旨时，把“纪事实”
放在首要位置上。
曾任史馆修撰的李翱作《百官行状奏》，认为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164]。
宋人吴缜给“事实”
下了一个定义，即“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
[165]。
这些观点反映出史学家们在关于怎样看待历史事实方面所做的理论探索，从而丰富了采撰论的内涵。
直笔论和采撰论是信史原则的两大理论基石，其核心是求实与取信，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占有重要位置。
功用论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客观历史的鉴戒作用。
《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166]《诗·大雅·**》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167]都是说要以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作为鉴戒。
人们认识到史学的这种作用也很早，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教导太子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168]韦昭注曰：“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
“世，谓先王之世系也。”
“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
“语，治国之善语。”
“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
“训典，五帝之书。”
“春秋”
，是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统称。
楚国国史，也称为“梼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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