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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时，史家们再次讨论修撰前朝史时，承认北齐魏收（506—572）所撰《魏书》和隋朝魏澹所撰《魏书》的正史地位，也具有这样的性质。
唐修《晋书》，对江统的《徙戎论》不取附和态度，指出：“‘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
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
[149]这是不同意把西晋之亡归咎于“戎狄”
的说法。
唐修《晋书》中以“载记”
记十六国史事，虽不免仍有微词，但也有不少给予很高评价的地方。
唐初史家在《隋书·经籍志》史部编目中，创立“霸史”
一目，著录十六国史臣和其他史家所撰有关十六国史事的著作，列于正史、古史、杂史之后，居于起居注类之前。
其后序称：“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
或推举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
刘知幾在《史通·称谓》篇中指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
他批评晋人“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
的做法，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
。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史家力图从历史事实上严肃地看待各民族历史的态度和思想，具有进步的意义。
杜佑从地理环境的因素来说明“中华”
和“夷狄”
在发展上出现差别的原因，显然是不全面的。
但他提出的理论上的认识，对于《徙戎论》所提出的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
一类的偏见，是有力的批驳，也是古代史家民族思想和民族关系思想的重大发展。
在古代史学上，有关多民族同源共祖的思想起源很早。
从《史记·五帝本纪》来看，这种思想在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史记·匈奴列传》还具体指出：“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史记》以下，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绝于史。
元末，史家撰辽、金、宋三史。
其中《辽史·世表》序说：“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
考之宇文周之书[150]，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按系辽史官）称辽为轩辕后。
俨志[151]晚出，盍从《周书》。”
这综合了唐、辽、元三个皇朝史家的认识，而这三个皇朝的统治者分属汉、契丹、蒙古三个民族，其认识不超出炎、黄之外，故尤其鲜明地反映出多民族之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
元修辽、金、宋三史，最终决定采用“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
的体制，亦颇类似唐初修“六代史”
之议和“五代史”
之作。
明代史家王圻撰《续文献通考》，上继马端临《文献通考》，起于南宋淳祐（1241—1252），下讫于明朝万历（1573—1620），并明确指出增写辽、金典章制度的必要。
这都表明了古代史家在民族关系思想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从而也是在历史思想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此外，关于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治乱兴衰原因的认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等，也是古代历史思想领域的重要方面。
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思想领域，包含着批判意识和理性传统。
19世纪以后，这种固有的批判意识和理性传统同西方传入的近代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结合，引起了中国史学在历史思想领域的两次巨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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