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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非史官身份的史家。
唐人李肇撰《国史补》，即出于“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
；李德裕撰《次柳氏旧闻》，意在“以备史官之阙”
；林恩撰《补国史》，也是以“补”
国史为目的。
明清之际谈迁所撰《国榷》，是这方面的杰作。
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上是非常普遍的。
史家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是又一个重要原因。
如郑樵、马端临都推崇史学的“会通”
之旨，前者继承了《史记》之纪传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通志》一书，其《通志·略》是对前人成果的重大发展；后者继承《通典》之典制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文献通考》一书，它在分门立目上也发展了前人的成果。
又如章学诚继承了《史通》之史学批评的传统，写出了《文史通义》一书，在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
另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
从孔子作《春秋》、杜佑著《通典》、顾炎武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和王夫之撰《读通鉴论》，这是贯穿于先秦至明清的一个优良传统。
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已可看出史家与政治及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运动的规律，它是史学发展和成果积累的基本原因。
上述种种情况，有些在历代史官当中也是存在的。
而在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上，则表现得更为突出。
还有一种情况，即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并非都是官修史书。
例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史通》、《贞观政要》、《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名作，仍属于史家私人撰述。
中国古代史官产生出中国最早的史家，而中国古代史家却并非都是史官。
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没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尤其是那些做出了成就的具有史官身份）的人。
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辉煌的贡献。
刘知幾论史家的成就和影响之高低与异同时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
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
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
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111]他把“史之为务”
划分为三个层次，反映了他的史家价值观，即首先推重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同时也看重史家的著述、思想、言论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
他说的这六个人中，相传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故可以同司马迁并提。
他说的周之史佚，据说是周文王、武王时的太史尹佚。
《国语·周语下》记晋国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言论，即“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恣”
。
这表明直到春秋时期，史佚还是一位很知名的史官。
刘知幾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评论史家的成就及其社会历史影响，这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批评论上还是第一次。
其后，从理论上对史家进行评论，代有所出；而章学诚“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
，以才识、记诵判定史家成就、得失，这些都具有史家批评之方法论的价值。
中国历史上有众多的史家，中国史学中有丰富的评论家的理论。
三千多年来，中国史家紧步中国历史的足迹，记载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留下了一部辉煌的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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