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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人马植“以文学政事为时所知”
[45]，时人刘轲有《与马植书》，称：“自《史记》、班《汉》已来秉史笔者，予尽知其人矣。”
于是依次列举言东汉、言国志者、言晋洛京史、言江左史者、言宋史、言齐史、言梁史、言陈史、言十六国史、言魏史、言北齐史、言后周史、言隋书、言皇家受命等，一目了然。
[46]从《隋书》志、刘知幾到刘轲，可以看到唐代学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之清晰的轨迹。
宋代学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在认识上的明确和撰述上的丰富。
如北宋王钦若等编纂的《册府元龟》这部大类书，其卷五五四至卷五六二是为“国史部”
，凡9卷14目，在分类的基础上，汇集历代修史的恒情及其异同的有关记载，而《国史部·总序》则是一篇关于历代修史制度的论纲。
又如南宋高似孙撰《史略》一书，其自序称：“太史公以来，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
至于老蚀半瓦，着力汗青，何止间见层出，而善序事、善裁论，比良班、马者，固有荦荦可称。
然书多失传，世固少接，被诸签目，往往莫详，况有窥津涯、涉阃奥者乎！
乃为网罗散佚，稽辑见闻，采菁猎奇，或标一二，仍依刘向‘七录’法，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
所谓刘向“七录”
，疑是刘歆《七略》之误，此书凡6卷，卷一述《史记》与研究《史记》之书，卷二述《汉书》以下至《五代史》历代正史，卷三述《东观汉记》及各种编年体史书，卷四述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评、史赞、史草、史例、史目以及通史、《通鉴》等，卷五述霸史、杂史等，卷六述《山海经》、《世本》、《水经》、《竹书》等。
高似孙自称此书是仿刘氏校书而作，当属于历史文献学性质。
然《史略》的书名表明，这是一本关于史学之要略的书；具体说来，它是一本以分类为基本体例的史学简史。
[47]稍早于高似孙的洪迈，虽未写出类似《史略》的专书，但他的史学史意识却是十分鲜明的。
他写出了《历代史本末》的专篇，从诸侯国史、《春秋》、《左传》，到新旧唐、五代史，都有简括的叙述。
其篇末写道：“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
[48]这种以答问形式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表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加自觉、更加深入了。
洪迈还撰有《九朝国史》、《四朝史志》的专篇[49]，可视为较早的断代史学史论纲。
宋代还有一些书评家如晁公武、陈振孙、叶适等，他们在各自的著作《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习学记言序目》中对历代史书的评论，也都建立在对史学发展之认识的基础上。
这种情况，在元、明、清三朝代有所出，至《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而成为一大总结。
清人在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显著特点是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
在这一点上，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幾、郑樵的遗风。
其可论列者甚多，而章学诚、赵翼尤为突出。
章学诚论史学以理论分析见长，而他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同史学史意识结合在一起的。
他说“六经皆史”
[50]，不仅仅是说明经史关系，也是在探索史学的源头。
他阐述“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
的异同，是要说记注与撰述的变化及其对史书体裁演变的影响。
[51]他说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
，是为阐明“专门之业，别具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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