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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然明得茶理最精,归而著《茶疏》一帙,余未之知也。”
张岱曾听周墨农说:“闵汶水茶不置口。”
由此说明,闵汶水亦是有茶癖之人,故二人因癖遂成莫逆之交。
这也是同一个闵老子,在张岱与周亮工各自的视角中,呈现出不同的气象、不同的评价的根本原因。
明末的饮茶风尚,由此前的文人雅士过于强调赋予茶的清苦、修身、人格、励志、脱俗、道德、精神等层面,进而转向痴迷于茶、沉醉于茶,因此,明末以降的部分文人,对茶的认知与审美,也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蜕变。
此后,饮茶已无关道德、修养,也非纯粹的怡情养性,而是在饮茶之乐的物质享受中,寄托着自己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追求。
总之,工夫茶在明末的萌芽、产生,是由文人雅士在当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大变革背景之下,通过个体对精神、物欲的关系调整,在自觉趋俗的过程中,借物性而成审美之乐,共同从文人茶道之中塑造、衍生出来的。
清代康熙祭蓝瓷壶
乾隆进士刘銮,在《五石瓠》中谈到闵茶回忆说:“其钟气于胜地者既灵,吐含于烟云者复久;一种幽香,自尔迥异。
且此坞方圆径尺许,所产更佳,过此则气味又别矣。
然盛必锡器,烹必清泉,炉必紧炭,怒火百沸,待其沸透,急投茶于壶。
壶以宜兴砂注为最,锡次之。
又必注于头青磁钟。
产于天者成于人,而闵茶之真味始见,否则水火乖宜,鼎壶不洁,虽闵公所亲植者,亦无用矣。
有识者知其味淡而气厚,瓶贮数年,取而试之,又清凉解毒之大药云。”
刘銮描述的闵茶,储茶用锡器,泡茶水择清泉,炉烧紧炭以求活火,壶用宜兴紫砂,水沸急投茶,如张岱所记“茶旋煮,速如风雨”
,结合周亮工所见“见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盏酌客,颇极烹饮态”
,从紫砂壶、小酒杯、紧炭、火炉、活水、活火等,到“水火皆自任”
“颇极烹饮态”
,等等。
一套活脱脱的、较为标准的、形制完备的工夫茶立体演示影像,跃然而出,这不就是历史上最早的工夫茶泡法吗?
近代,翁辉东在《潮州茶经》中,对工夫茶做了恰当的定义。
他说:“工夫茶之特别处,不在茶之本质,而在茶具器皿之配备精良,以及闲情逸致之烹制。”
可见,工夫茶与泡什么茶类并无关系,首先要有闲情逸致,因茶施器,建立对茶与茶器的必要审美。
其次,还必须要辨其香味而细啜之。
而对茶的香气与滋味的细辨,就需要精心烹制。
“少食多知味”
,相应的就必须要对茶壶与茶杯进行小型化的改造。
巨壶大盏,不可以入品。
在闵汶水之前,中国传统的文人茶道(以下简称文人茶),品茶首先强调的是人的品格、修养以及茶对自身道德、境界的提升与净化作用,其次,才是涤昏寐、解渴之用。
而闵汶水却不同,他首先是一个在繁华地带、经营着自己茶馆的商人,他的主要任务,是必须先把茶泡得好喝,以获得较好的声誉与利润。
因此,他必然会自发地对所持的茶与茶器进行小型化、精细化的革新,通过控制好水温、缩小茶壶与茶杯的容量、掌控好茶与水的最佳配比等技法,在世俗中把古老的中国茶的品饮技艺,改造得精益求精,使顾客在细啜慢品的极致感官享受之中,获得美的享受与启迪。
闵老子这位张岱眼里的白下异人,“不信古人信胸臆”
,“钻研水火七十年”
,以小紫砂壶、成宣小酒盏冲泡松萝茶,茶器不可谓不精良。
烹茶时,水火自任,速如风雨,颇极烹饮态,不可谓不具闲情逸致。
那么,中国传统的文人茶与后世如火如荼的工夫茶,究竟区别在哪里呢?综合上述观点,从本质上讲,工夫茶其实是文人茶的商品化、世俗化、生活化。
清初,王弘在《山志》记载:“今之松萝茗最佳者,曰‘闵茶’,盖始于闵汶水,今特依其法制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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