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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上述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的。
当学者在社会行动中把道德作为手段“服务于”
其他目的时，他便不可能忠实于自己世界观与学问体系的“终极立场”
。
因为基于满足自然的情感与欲望的各种目的之间并不符合理性的秩序，所以服务于这些目的的手段就只能是应人之需，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反之，如果学者的社会行动不能忠实于自己的“终极立场”
，那么彼此之间相互冲突的各种价值立场与价值判断，就必定会成为他们用来证明自己行动合理的各种便利措施。
因此，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的道德原则只有当它在一切方面都无条件得以贯彻时，才具有意义。
这就是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道德自律的“理性的诚实”
原则。
此外，当前“集体行动理论”
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样验证了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模型的可靠性与合理性。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类是自私自利的，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者，激烈的竞争常常会将那些不能获取自己最大利益的参与人驱逐出博弈，因此，第一代理性选择模型促使研究人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同时也形成了令人费解的“社会困境”
，即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相互依赖的情景。
在这种情景中，个体不得不做出与他人利益有关联的选择。
一般的理性模型会预测所有人都转向不合作，没有人会乐意贡献。
这样，个体与集体之间就出现了矛盾，个体选择的理性导致了集体选择的非理性。
社会困境的存在为集体行动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应当怎样做才能避免帕累托次优均衡，从而达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促使人们开始思考第二代理性模型，它假定认为人类是一种复杂的集体，面对约束，人类能够学会探索、规范、规则和为了达到更好的收益应当如何制定规则，其行为解释的核心就是对他人的信任、参与人为获得值得信任这一信誉而做出的投资以及参与人使用互惠策略的可能性三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以信任、信誉、互惠为核心构建的关系受到结构变量与参与人过去经历的影响。
在有限次重复的困境实验的第一轮实验中，个体是否主动发起合作，基于他们自己的内生做事原则，他们对他人可以成为互惠者的信任度，以及结构变量对他们自身和他们对他人行为期待的影响程度。
这样，这种建立在经验、有限理性与道德行为模型基础之上的第二代理性选择模型的意义就十分重大。
[4]由此，我们联想到了在本书第一章中提到的大师们在自己晚年的学术生活中十分关注的人类道德伦理核心问题，如森的理性与自由、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这表明基于责任伦理与价值中立原则的大学理性及其行动同样应该基于经由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诸多道德伦理准则，这样才能让普通公众真正享用托克维尔曾期望的“结社的科学与艺术”
这一门主要学问，从而确保大学学术组织与社会民主政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在21世纪持续发展下去。
总之，在大学发展史上，正是由于把价值中立与道德一贯性原则作为责任伦理的两个重要特征，使责任伦理成为一种“无条件命令宣示”
，从而保证了大学及其学者的学术自由以及学问体系中“理性的诚实”
，最终体现为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实然的大学”
模式。
否则，它们就只能成为“现实机会主义者”
掺杂了价值判断的五光十色的“应然的大学”
样式。
因此，责任伦理会要求行动者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各种后果与责任。
无论行动者是因为意识到责任、感受着责任，还是遵照责任伦理行动，都不能作为行动者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而只能说它自身就是目的。
换句话说，行动者不能也没必要去追问承担责任的理由，它是无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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