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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以学术为志业”
既受到限制，又面临挑战，学者只能在自己内心深处为自己及其学术工作营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
。
因此，为学术工作奉献终生不仅成为学者的一种学术职责，更成为一种责任伦理。
因为在学术这一个神圣的领域里，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科学，他必定给人一种卑劣的印象，并降低自己的人格，只有那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他才会因为献身于志业，给人以高贵与尊严的形象”
[19]。
在这里，韦伯实际上强调的是学者必须具备一种对自身行为的终极意义承担起责任的自我责任，即“必须自己意识到技术所带来的选择判断所具有的自我责任，正是韦伯认为的学术职责的核心”
[20]。
在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大学外部条件的官僚体制已经确立之后，韦伯认为，“以学术为志业”
的学者应做好相应的精神准备，“在学术领域，个人真正清楚地意识到完成了一件工作，只有在自己全副身心投入了专门的领域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实际情况是，这不仅是从生活外的条件出发的，而且也是因为他的思想专注于工作的缘故。
我们有时是这样去做的，社会学学者必须不断地这样做，但是在从事并非与自己研究领域相近的工作的时候，往往放弃这种献身的态度。”
[21]那时的德国大学正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知识如同在工厂生产产品那样，研究者被异化，大学成为经营实体，“职业人”
或“专业人”
的产生不可避免；同时，资本主义理性化社会正在大批量制造出“缺乏情感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受者”
。
这也正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与《以学术为志业》（1919）之间共同提到的现代社会处于不断官僚化与专业化的进行中，无论怎样应对都不可避免要产生“职业人”
“专业人”
的悲观结果。
但反过来说，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积极倡导学者为事业献身，要积极为“职业人”
的生存做好思想准备，并尽可能重返往昔专注于专门研究的象牙塔里去。
据学者分析，其中原因首先是因为在他发表《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时，面对的听众正是未来的德国精英，以大学这个知识分子社会为前提来进行论述的。
这个小社会中，即使以官僚制为理念，还是存有一个与“国家官僚制度”
表现出来的那种典型的官僚制不一样的阶层——大学教师群体。
……“大学人”
的类型特征与这些官僚或政治家都不一样，可以说是“第三种类型”
[22]。
其次，到1919年时外部环境已经变化，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兴起，年轻人中开始流行对“人格”
与“个人体验”
理论崇拜的思潮，并由于当时的所谓战争体验而得到强化。
在这里，韦伯一方面从正面否定了这种思潮，“目前流行一种心态，把这项无可置疑的真理，变成崇拜偶像的借口，这些偶像就是‘人格’与‘个人体验’。
这种崇拜充斥大街小巷与各种报刊，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尤为风行，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两个偶像彼此紧密连在一起，一般认为，‘个人体验’构成人格，并为人格本质的一部分。
于是人们拼命地使出浑身解数去‘体验’生活。
因为他们相信，这才是一个拥有‘人格’的人应有的生活方式。
……在学术领域里，唯有那纯粹为具体工作献身的人，才有‘人格’……在这些先决条件上，学术工作和艺术有共同之处，但在其他方面，学术工作与艺术工作相当不同。”
[23]另一方面，韦伯还论述并澄清了热情、灵感、直觉、体验等非理性因素与理性的科学研究的关系。
他认为，学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从表象与实质两方面来说，我们都必须认清，个人唯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才能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获得那种真实感的意识，达成某种真正完善的成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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