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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行动，[34]即由于感情冲动或对于非常规性刺激无从控制所做出的反应。
上述四种行动类型按其所包含的理性成分，可以说是逐渐递进的：（1）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尽管在主观上是非理性的，但在客观上可能是合理的；传统行动因为对行动目的和手段缺乏有意识的思考而盲从于习惯，情感行动则可能因为受制于情感或冲动的支配，故其理性成分都比较少；（2）价值合理性行动在主观上具备了相当理性的成分，行动者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行动的价值与意义，在行动与价值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关系；但这类行动在客观上根本不顾及或者是不愿顾及行动的附带后果，因而不具备理性特征；（3）工具合理性行动是理性成分最高的社会行动，行动者对行动的结果、目的和手段都给予了合理的思考和选择。
然而，现实生活中实际的行动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于这些类型，并且常常混合有不同类型的特质。
传统行动与情感行动常常处于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的边缘地带，因而徘徊在理性与非理性行为之间，往往被归为人类的非理性行动，因而韦伯的四种社会行动类型又可简化为合理性和非理性两类行动。
[35]“工具合理性行动”
是基于目的的合理性，是一种彻底的理性行动，行动者不仅将其行动指向于目的、手段和附带结果，同时理性地衡量手段与目的、目的与附带结果以及各种可能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
并且，由于对目的的强调，也被称之为目的合理性行动。
“价值合理性行动”
是立足于信念和理想合理性之上的社会行动，行动者认为这种理想和信念合乎自身的价值，因而要不计一切代价去实现。
“两种行动经过了理智的思考和判断，尽管其理智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属于合理性行动。
反观传统行动以过去事物、习俗的神圣性为行动的标准，情感行动是以官能的快感或冥想‘与神合一’的愿望为刺激的反应，不经过理智的思考和计算，因而属于非理性行动。”
[36]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韦伯理想类型的方法论，由于合理性与非理性的相对性，因而，任何一种实际的行动都包含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因素，两种行动也并非指两种不同的现实行动，而是针对于同一现实行动的不同侧面。
在韦伯看来，正是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及其行动的紧张与对立导致了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的产生……这种行动成为韦伯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与理解所设定的范畴，成为韦伯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想类型”
[37]，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行动从来没有以纯粹的形态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了价值合理性因素，又包含着工具合理性成分，韦伯只是试图用“合理性”
这一特定概念所包含的两个似乎对立的侧面来探讨近代欧洲理性主义演进的过程及其本质。
其中，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以不同的方式联结以及与其他因素联结时，就出现了现代文明所固有的问题。
在韦伯看来，“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在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支配下，才会产生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合理性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合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
[38]。
马克斯·韦伯的主要思想和世界观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既汲取了19世纪理性主义的传统，又意识到了理性主义的危机，因而，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
的结论在哲学上意味着：人们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观察到世界是合理的，只是借助“理想类型”
这种特殊的思维手段，把合理性模式加到现实上，才能把世界解释成合理的；但现实本身是一个“自在之物”
，是理性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只有借助于理性的“理想类型”
把杂乱无章的现实加以整理，现实才被说成是合理的。
因此，在认识和解释现实的过程中，随着理性成分的不断增长，非理性成分也愈来愈多。
苏国勋认为，在韦伯内心深处永不安宁的正是这两种对立思想的冲突：一方面，作为一位理性主义者，他必须坚信人类社会存在最高、最根本的理性原则；另一方面，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因为亲眼目睹世纪之交人类残酷的战争和暴力而意识到过分追逐理性化导致对人类历史中自由主义根基的严重威胁。
[39]但总体来说，作为一名理性主义者，韦伯一方面把“合理性”
作为追求的理想和口号提出来，把现实社会的合理性看成是自然界和谐秩序的表现，甚至赋予合理性以合目的性的内涵；另一方面，由于他把理性看作是非理性的源泉，因而以忧心忡忡和悲观的眼光看待合理性的发展，认为这必将超出理性的控制，最终导致非理性的结果[40]。
因此，从本质上说，“合理性”
是一个“价值中立”
的概念，包含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非理性”
的因素。
正如本书前面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思潮流变的分析所表明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背离了新教禁欲主义价值的初衷，现代资产者利欲熏心，利用精密的理性计算技术把一切全盘“理性化”
，而过去的清教徒以“上帝的召唤”
作为自己天职，现在却变成了“没有精神的专家，不懂情感的享乐者”
。
因此可以这样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工具的合理性和价值的非理性，是一种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非理性”
。
[41]面对这一社会现实，韦伯的态度是极其明确的：按照责任伦理行事。
他以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为榜样，并援引后者于1521年4月18日在沃尔姆斯城议会上与查尔斯五世皇帝辩论结尾时的一句名言：“真正令人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其年岁大小，他为自己的行动后果负责任并以全副身心感受到这一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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