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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其交往行为理论是典型的批判理论，批判的落脚点是劳动的过分合理化导致了交往的不合理化。
简要地说，就是劳动偏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征服与顺从的关系，交往偏重的是人与人的理解和取信的关系。
“交往理性”
针对的核心是“工具理性”
，但哈贝马斯认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不能沿袭传统哲学那样的批判角度。
从韦伯的合理化范畴出发，他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卢卡奇的物化意识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贯穿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它们共同的贡献在于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两大根本问题，即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
但是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也表示出了不同意见，因而是一种“批判的批判”
。
马克思、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都具有这样的思想倾向，秉承西方传统理性，将工具理性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认为人类社会和现代文明必须要扬弃工具理性才能够得以实现，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更是具有了后现代的倾向。
而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的批判”
还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并将交往理性引入批判中，深刻阐释两种理性的关系，认为只有重建交往理性，才能真正克服工具理性带来的对人的统治，恢复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
“生命理性”
（vitalreason）。
或称“人文理性”
，有时候直接表现为“非理性”
“反理性”
形式，它以对传统理性的超越和解构为其鲜明的特征。
19世纪中叶以后，对理性自身的批判成为一种思潮，叔本华（ArthurShauer，1788—1860）、尼采（FriedrichWilhelmzsche，1844—1900）是其先驱，随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叶的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和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的生命哲学及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主义是该思潮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上半叶以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将其推向高峰。
[17]它在传统上被称为“非理性主义”
思潮，实际上是现代社会一种新的理性类型，因为在终极指向上都致力于自由法则的必然和人类意志的自由统一，致力于人的自由解放、人性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本书的篇章结构
由于本书研究的是有关“大学理性”
的问题，试图从理性哲学的历史视角结合大学的本质特征进行梳理和总结，因此，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和篇章框架如下：
第一章是“引论”
。
主要包括引言，大学理性失范表现、特征及其根源，大学理性失范与大学论争的再诠释，论题的研究意义、假设、思路与研究难点，最后是论题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选择、基本概念的界定等。
第二章是“大学理性的哲学基础”
。
本章设想探讨理性、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发展和演变史，探寻人类思想史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互交互融，呈现“大学理性”
研究的基本背景与哲学基础。
第三章是“西方大学史上的理性与变革”
。
通过结合包括知识、文化、政策、经济等在内的大学基本关系与特征的动态变化，描述各个历史阶段大学基本功能与使命的演变与冲突，论证中世纪大学、近现代大学与当代大学的理性与变革过程，呈现大学理性哲学的碰撞、对立与紧张关系，最终界定“大学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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