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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代社会的特征，但如同其他哲学大师们一样，似乎并没有清楚界定过“理性”
的概念。
经《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作者布鲁贝克（JohnBrubacher）统计表明，韦伯笔下的“理性”
中至少可以发现16种含义。
[20]当然，研究表明，韦伯确实没有明确界定“理性”
与“理性化”
，以至于有学者认为韦伯的理性概念“晦涩与多变到不可忍受”
[21]。
显然，韦伯本人也意识到“理性”
概念的复杂性，在回应布伦塔诺（Fraano，1838—1917）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批评时，他指出：“如果说本篇文章还有一点真知灼见，但愿这点真知灼见能用来说明看似简单的‘理性’这一概念的复杂性。”
[22]鉴于“理性主义”
或“理性化”
在韦伯语言体系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切性，施路赫特在《理性化与官僚化》一书中从如下三方面划分了它们的具体内涵：首先，理性主义意指通过计算支配事物的能力，它是经验知识及技能的成果，可以认为是广义的科技层面上的理性主义。
其次，理性主义意味着（思想层次上）意义关联的系统化，即把意义目的加以知性探讨和刻意升华的成果。
这份努力乃源自于文化人的内心思索：人们不但要求将世界当作一个充满意义的宇宙来把握，更必须表明自己对此世界的态度。
这层含义下的理性可称为形上学——伦理的理性主义。
最后，理性主义也代表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生活态度，由于它是意义关联及利害关系制度化的结果，可称为实际的理性主义。
这三种理性主义都随着不同的社会状况而有所变化，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结合关系。
[23]另外，施路赫特还特别提醒：“要特别关注科学的及伦理的理性主义，在它们的历史形态下，究竟如何与实际理性主义的历史形态巧妙地联结起来”
[24]。
因为，人类在发展“实际——合理之生活态度”
的特定形式时，他的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他对切身利害的关心，或他所处的社会中所规定的“利益”
追求之道……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德语，interesse），而不是‘理念’。
但是，通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铁路上的转辙器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动。
人们借着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后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
[25]
在涉及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大量论述中，韦伯经常使用“合理性”
“理性的”
（rational）“理性化”
这几个词，因为在韦伯看来，理性是上帝赐予的，是人固有的，人的理性可以发现世界的规律，理性行为是社会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合理联系”
，因而“理性”
这一静止性的概念就转变为动态的“理性化”
的过程分析。
在把西欧社会生活现实合理化后，韦伯实际上赋予了整个西欧社会的运动过程一种合乎理性与合目的性的有秩序的色彩，把理性当作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内在规律与本质。
[26]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理论，韦伯考察了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和官僚制及其相互关系。
当然，这也是人们为什么要把“理性化”
的概念看成韦伯思想的核心，并称其为“理性主义者”
的主要原因。
然而，为什么资本主义精神只能首先产生在近代的西欧呢？在韦伯之前，大部分西方学者从哲学理论的高度给予解释，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欧洲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个部分，并从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推论出资本主义的产生。
[27]然而，韦伯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主义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意味着理性主义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推广和运用就足以构成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充分条件，更不用说是它产生的直接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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