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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任命洪堡（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为内务部长，改革普鲁士教育制度，并在1810年创办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秉承了哈勒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的传统，并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
在柏林大学创建之前，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1768—1834）、费希特（Johae，1762—1814）就成为了柏林大学精神的缔造者和思想先驱。
1808年，真正对柏林大学起奠基作用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发表《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阐明了自己的大学观。
首先，大学要完全独立于国家；其次，哲学院是大学的核心；最后，保持思想自由和思想独立。
为此，他要求学生必须对最高知识的统一性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大学教育的首要目的应该是认识；大学必须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要有精神上完全自由的气氛，科学则要从外在权威的屈从状态中解放出来。
[3]1806年，费希特受聘于埃尔兰根大学时，撰写了《关于埃尔兰根大学的内部组织的一些想法》，认为大学应该是“科学地运用理智的艺术学校”
，并提出要“把对自由的科学反思的要求提高到大学课程的一切专业之上”
的创造性设想。
[4]1807年，也就是“耶拿—奥厄斯泰特战争”
后一年，普鲁士政府内阁枢密顾问请费希特为建立柏林大学拟订一份计划。
在费希特逝世后，该计划以《在柏林建立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设想计划》为书名出版，其中的基本观点与他在《关于埃尔兰根大学的内部组织的一些想法》中的思想完全一致。
1809—1810年，洪堡在担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期间成功组建了柏林大学，这让他成为世界大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由于洪堡对大学及其办学理念的极端重视，因而“把大学看成社会道德的灵魂，是为了确保获得最纯粹和最高形式的知识（wissenschaft，它常常被译为科学），正如后来认识到的，并不是适应一个当时尚未存在的工业德国需要的以研究为方向的，尤其是有关自然的科学。
它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而是一种学习方法、一种心理态度、一种思维能力和技巧。
它不是要确保掌握这种或那种知识，而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确保记忆力受到锻炼、理解力得以提高、判断力得以纠正、道德感情得以升华，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为从事任何专业——它是出于自由的意愿和为了专业本身的理由，而不是为了糊口谋生——所必需的技能、自由和能力”
[5]。
而且，洪堡还继承和发展了中世纪把大学视为“学者社团”
的观点，把柏林大学建成了一个从全欧洲吸收成员的学者团体。
他认为，大学是高等学术机构，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校，是受国家保护但又享有完全自主地位的学术机构，“就整体而言，国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
[6]，即国家行为应服从理性原则，承认科学活动的自主性，为科学活动提供保护和支持，使理性按其自身的原则得以发展。
简而言之，洪堡提出了三条关于高等教育的办学原则：第一，独立、自由与合作三者相统一的原则；第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第三，科学统一的原则。
其中，“教学自由”
与“教学与科学相结合”
是洪堡大学的思想核心。
显然，洪堡的大学思想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这一方面与他在1788年春至1789年7月于哥廷根大学四个学期的学习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与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人的影响密切相关，“洪堡创立大学所依据的精神和道德准则是其他人先期设想的”
，“他是把早已形成的思想、把一般的趋势加以具体化来实现改革的，这种改革不是变魔术，而是收获”
[7]。
当然，洪堡本人也阐述了属于他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唯一使之得以实现的人。
另有研究表明，在德国大学，“wissenschaft”
几乎使“沉思”
的含义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更接近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的人文主义，它以柏拉图唯心主义的形式再度重现”
，它如此纯粹，如此不同于实际知识或应用科学，以至于工程学之类的技术科目在19世纪末以前不能被列入大学课程，只得在专科学校中教授。
[8]由于德国大学推崇纯理论的基础研究，特别是注重理性思维训练，所以这种大学模式是相对远离社会的，并成为按照内在规律去吸收营养和发育成长的独立的有机体，从而被19世纪的法国诗人、文艺批评家奥古斯丁（Sainte-BeuveCharlesAuguestin，1804—1869）称为“象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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