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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两种主要模式外，当时还有许多大学创建了混合模式，如图卢兹大学。
中世纪大学除教师与学生外，大学还雇佣了一定数量的为大学工作的人员，如执事（传达联络工作的办事员）、图书管理人、抄录人、理发师和药剂师等。
当然，大学需要保证他们享有自身安全和大学特许权的主要部分。
“中世纪大学由于所享有的独立性程度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绝大多数大学最终都趋向于行会组织的正统模式，这成为大学具有适应能力并经久不衰的关键所在”
。
[7]12世纪时，欧洲地区最有名的大学包括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和萨拉诺大学、法国的巴黎和蒙比利埃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
到13—15世纪时，大学已经几乎遍及欧洲各主要国家。
这种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后期的高等教育机构，就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一、大学与教会、国家：从“大学与上帝的事业融为一体”
到“大学主动依附于国家”
与中世纪其他城市行会组织一样，大学首先需要从皇帝、教皇、国王、主教或至少是市镇处获得一张特许状。
其中，层次最高的特许状是教皇或皇帝授予的“astadiumgenerale”
和“iusubiquedodi”
，前者可以使大学赢得国际性地位，后者获得的则是在各地教学的权利。
特许状的获得既意味着大学学位得到了国际性的承认，同时赢得了对自身发展来说两项最重要的特权：一是独立自主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二是自由迁徙的权利。
这些特权无论是对世俗还是对教会，都是极其有效的威胁。
[8]一所大学与另一所大学的特许权都因其处境和因其历史而有所不同，它们有可能来自皇帝（博洛尼亚大学的“居住”
宪法）、教皇（巴黎大学1215年章程，“知识之父”
教皇谕旨）或地方政权。
一些特许权为地方范围，可以使大学学者豁免对城市其他居民的某些束缚；其他特许权则范围广泛，其中最重要的是司法特许权。
从1230—1250年起，大学获得的这些特许权几乎不再有争议，至少在原则上无争议。
教皇对其给予保障；主教和总监顺从了其权利的丧失，至多只在一些微小问题上与大学学者有点摩擦；君主政权整体上对大学学者比较温和，并不想损害他们的特许权。
而且，“主教和总监在其最大部分特权被剥夺之后，便满足于主持某些典礼仪式；君主政权尚无专门官员负责大学事务，只有教皇特使能够行使重要作用，正式颁布章程与授予特许权，取消某些决定，对一些冲突作仲裁等”
[9]。
这部分维持了中世纪大学的民主与自治。
当然，大学与国王、教皇、市政当局、城镇居民甚至大学自身的冲突有时仍旧会难以避免或不可调和，此时大学教师与学生的迁徙与另起炉灶就成为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
典型的例子就是牛津大学（1167年前）和剑桥大学（1209）分别是一批人从巴黎、牛津迁徙出来后创办起来的[10]。
尽管它对双方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伤害，但对大学来说，这种权利却是普遍主义和理性精神萌发的前提条件。
“普遍主义”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师来自世界各地；学生广泛多样；课程与项目承载普遍真理。
换句话说，大学只有如此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性机构，师生来自世界各地，教授“七艺”
，其中绝大多数使用通用语言拉丁语。
[11]
对于教会，尽管大学仍是它自己的机构，教皇在法学教学和证书授予上保持垄断权，任何新大学的建立都必须由教皇谕旨批准，但教师和学生中世俗人员的比例在增加，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着完全世俗性的职业。
巴黎大学总监热尔松在《祝国王万寿无疆》（1413）中这样定义大学在教会中的作用：“教士应当……宣扬宗教；一些人通过权威宣扬，如高级教士；其他人通过学说宣扬，如神学教士、法学家、道德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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