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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要承担起时代所要求的“教化”
后代的工作，“从自身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
。
这一观点十分符合现代大学倡导“普通教育”
的内在理念。
当然，这并非要求现代的大学学者信奉经院主义，或成为一个纯粹的学究，而是希望，既然大学学者是生活在大学这个知识社区与文化社区的学术精英，就应尽可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其学者和教师生涯中保持和传递普遍主义的教育信念。
第三，要合理把握学者“服务社会”
的限度。
当今时代，大学的流行形象已不再是“象牙塔”
，而是“服务站”
。
环顾世界，包括学术界在内，为“象牙塔”
辩护者为数寥寥，而为“服务站”
欢呼者甚众。
所谓“服务站”
，很多人对此甚至理解为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学就提供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大学就忙碌什么。
不知不觉之中，大学就彻头彻尾社会化、政治化、市场化了。
[35]然而，正如索尔·贝娄（SaulBellow）所言，终日萦绕于大学及其学者间的上述“大喧闹”
（greatnoise）也正是大学理性与学术精神的天敌。
笔者无意否定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但这种服务不应当是急功近利的，也不应当是没有限度的，应当区别于知识分子的某些行动方式。
因为尽管“大学确实要为社会服务，但并不是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根据需要提供什么。
这种服务是消极的，长远来说是扼杀原创力的。
大学应该为社会创造现在没有的东西，甚至为社会发展指示方向。
所以大学应该寻找社会的需要，不管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而不是紧跟形势去满足社会的需要。”
[36]换言之，大学及其学者的社会服务不应当妨碍真理探讨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不应当以牺牲客观真理的普遍价值为代价。
它们与社会关系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一方面，学者的人道主义使他不可能对近在眼前的社会灾难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学者对客观真理的信仰又会使他经常感到短期的社会需求无足轻重，这种信仰还包括某种不太确定的判断，即只要是真理，迟早会产生作用，但对这些用途的过分关注则可能会损害研究的客观性和学术质量。
在上述矛盾之间维持某种必要的平衡，而又无损于学术研究的自由和超然，已成为现代学者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
巴士德从事的微生物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范例。
当时，法国正面临葡萄酒与啤酒制作以及蚕病、鸡瘟、狂犬病防治等诸多紧迫的问题。
为此，巴士德放下手头的其他研究，专心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
在完成这些“服务社会”
的工作后，他又回到自己的实验室，而没有给那些养蚕业、葡萄酒和啤酒厂商、养鸡场或其他类似企业当顾问，也没有开设相关问题的工商类课程。
他认为，学者固然要利用自己的专长帮助解决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专业问题，但问题一经解决，学者的“社会服务”
就应及时终止，并重新回到超越世俗功利的真理探讨中来。
巴士德关于学者服务社会应当适可而止的思想，揭示了大学理性中责任伦理与价值中立对于到底应该怎样设定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合理性及其限度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当然，它对现代大学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哲学信念、知识底蕴和道德判断力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
第四，要做好高深学问的看护人。
如前所述，由于现代大学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迁，大学学者必定会面对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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