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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讲座制顶端的正教授被迫兼任管理职务，使得正教授与非正教授之间形成了“领导—被领导”
的支配关系。
自此之后，大学外部的国家权力机构与大学内部的官僚制两者都可能作为压抑大学不同思想的组织结构而形成对学术自由的侵害。
韦伯认为，“阿隆斯事件”
和“斯潘事件”
成为转折点，大学教师与研究者们开始设定政治与宗教上思想信仰的选拔与甄别标准，摸索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来，即“大学人取代了国家权力机构，行使起安全机关的职能来了”
[12]。
自从1906年1月发生了社会学学者米歇尔斯被撵出德国学术界的事件，韦伯开始关注学术自由问题，强调大学讲坛上的“价值中立原则”
。
他把学术自由理论预设为“把终极的价值作为守护神的各种理论的争斗”
，因而如果拒绝了特定的终极价值，那就是违背学者“知性的诚实”
品质。
[13]韦伯认为，在大学讲堂上，必须抑制价值判断，不可以对学生进行世界观教育，因为“大学并不是进行信仰教育的机构，而是分析事实及其存在的条件、法则、联系、分析概念、逻辑的前提、内涵的场所”
[14]。
教师不可以在课堂上把自己的政治信仰、观点或立场作为职责强加给学生，因为我们不能像科学命题那样论证与证明个人的价值信仰，因而，大学在这一点上必须履行自律义务。
在大学课堂上，只有基于“客观真实”
构成的世界观，才能给予学生可供人生道路选择的精神食粮。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韦伯的价值观由于在自身主观动机与人类社会体制之间的联系而被赋予了某种意义，“那不是一种个人情感，而是作为一种体制来考虑的”
[15]，明确表明了他的价值追求方向。
概言之，韦伯坚持价值中立，恪守政治和社会现实与学术活动之间的界限，严格区分了作为学术研究活动对象的政治社会现实与充满价值判断的倾向性宣扬之间的细微差异。
正是基于对这两者之间距离和界限的清醒认识，韦伯后来拒绝继续担任海德堡大学的教席，以此表明必须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坚守界限，做好本分。
[16]
三、学术职责
既然大学官僚体制的进程深深威胁到了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那么大学教师应该怎样做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学术自由？在“以学术为志业”
的演讲中，韦伯认为，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或学者就要树立一种崇高的责任感，把从事学术作为自己的志业，乃至天职。
因为在当今，现代性与理智化进程已经不可避免地对处于整体社会环境中的大学学术生活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学学术伴随着理智化进程越来越专业化，既让学者能够有信心、有能力在特定领域里取得成就，又使学术处于一种永恒的进步中，“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
[17]。
而且，“在学术领域里，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取得的业绩，在10年、20年、50年内就都会过时。
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就是学术工作的真正意义。
任何有志献身学术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
[18]。
因此，唯有不断超越，学术才能进步。
这既是学术人已经注定的命运，也成为从事学术工作本身的意义。
另一方面，现代性与理智化同样是“除魅”
的过程，使得巫术与宗教神学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在过去，学者们都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
中，对追求和从事学术工作都怀有一种崇高而神圣的终极目标。
但如今，这一切都随着理智化进程而消逝，学术领域只剩下束缚感和无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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