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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发展的历史很多是由内部逻辑与外部压力对抗谱写的，自中世纪以来大学从来没有完全自治过。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外部世界受益于大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积累下来的精神资本和传统。
这些资本和传统的积蓄，必须是一个不断维持、添加和修正的过程。
这既是一个学术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的或机构的过程。
如果它们不是为人所利用、重新诠释和增加，它们就会失去生命力，变成无果之花。
这是大学在离心力迸发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危机。
要更加丰富它的传统以使世界可以继续从中受益，就需要更大的向心力”
。
[17]因此，克尔认为，尽管最近30年，美国及其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多变化，如学生造反、鼓励少数民族与妇女就业的计划以及巴基（Bakke）案件、向学生提供巨额资助、普及性高等教育等，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变化。
对于大学来说，“其他一切都在变化，唯有大学最能保持原状”
，特别是在美国。
[18]而且，从整个西方世界范围内看，“到1520年西方世界建立的约85个机构至今仍以其公认的形式存在着。
这些机构有着相似的功能，历史也不曾中断。
它们包括天主教会、马恩岛、冰岛、大不列颠议会、瑞士的几个州和70所大学。
统治国家的君主、拥有封臣的封建主、垄断性的行会全部消失了。
然而，这70所大学仍矗立在老地方，仍有一些原来的建筑；教授们和学生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在教和学，并在很大程度上以同样的方式管理着学校。
那些古老的主题的确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然而教学、学术工作和服务等这些永恒性的主题却以一种或另一种相关联的方式继续存在着。
从内部考察，大学在所侧重的若干功能与指导精神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但从外部和从比较的角度考察，它们则属于变化最小的机构之列”
[19]。
因此，可以说，至少在欧洲和美国，大学的“特征”
是“永恒的”
这一普遍规律是适用的，大学基本上仍在生产同样的知识产品，它不会像工业、农业那样依附于重大的技术变革，它在传统上类似于教会，一直拥有一定程度的不受政治和经济控制的自主权，有时大学通过内部的变化来促进社会的变革，但它们自身的变革比起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变革要小得多。
综上所述种种情况表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学内部更加迅速地官僚化和政治化，大学外部由于财政的需求、社会服务的愿望、公共活动的抱负而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作用于大学上的离心力的强度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取得的巨大成功正在成为困扰大学的困境。
因此，大学作为一个发现和传播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知识的自治中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中转站，而对保持自身作为一个承担着改进有秩序的知识和价值判断的核心的社会机构则关注得不够”
[20]。
大学发展史表明，“作为一个维系知识信念与理性秩序的机构”
正是大学提供众多不同服务的一个前提条件。
因此，一所大学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眼光向内，关心如何维护自身，并将自己看成一个负有在高级水平上保持扩展和深化学问之责的实体。
事实上，在现实的世界图景中，大学既不是也从来没有转变成一个真正的“象牙塔”
；历史上所有的大学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保持独立和自给自足，因为“从中世纪的先辈们继承下来的具有无比价值的自治传统，从来没有要求它与社会的绝对分离，而且，在它最辉煌的19—20世纪，它在实践和理论上也从未与社会分离”
[21]。
在度过了20世纪很长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之后，在大学内部，“对于它们的根本和恒久的使命和责任的界定以及学者的义务从来没有疑问。
这就是基于以最谨慎的方式所做的冷静、积极的研究和对新的真理的追求，教授他们知道的最好的知识”
[22]。
自中世纪产生到20世纪末，“大学受到的尊重是基于它们对真理的客观冷静的关注，基于它们通过培养年轻人从事重要的学术职业、通过它们的科学和学术成就以及通过它们在战争期间服务于所处的社会而为国家的利益所做出的贡献”
[23]。
现在，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开始重新加入国际知识界，欧洲经济共同体试图建立一个没有民族国家障碍的欧洲知识界共同市场，我们几乎可以断定，“高等教育从民族国家的趋异走向几乎比较普遍的重新趋同……大学通过服务于学习世界而更好地为它们的国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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