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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柏拉图所指称的满载人类“理性—智慧”
的马车，大学还必须继续向前走，把高深的学问与创造的**转化为人类的智慧，这就关涉了对价值与事实的把握，即只有当大学真正把反映事物现象的本质以知识的形式按照人类的需要组合起来，并满足人类的需求时，智慧才会从知识的背后呈现出来；当这一过程完成时，大学学者的理性发现就会转化成为人文科学。
这样，大学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和贮存库，而且是智慧炼丹师的实验室，直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完美融合为一个完整的领域与圣地。
在这里，大学借助理性的手段，运用理性的思维进行有**的学术独创性活动，在完成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使命的过程中，理性表现出各种必备的素质就构成了大学理性精神，其中就有宽容性，即对客观异议的包容，它的本质必然是自由、求实、沉思、批判和创造。
简而言之，在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史上，大学理性是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情感交融的产物与统一体，其哲学基础既根源于大学是人类追求理性秩序下学术知识与道德规范的普遍必然法则，又渊源于大学是人类自身精神制度化的产物与人文主义机构。
因此，从这个意义说，指定任何具体的僵化的教条作为大学的最高原则和最终目标的绝对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做法，都可能会压制甚至严重伤害作为大学理性另一面的人文主义精神与浪漫情感的传统。
当然，要更深刻理解并界定“大学理性”
的内涵，除了上述基本的哲学概念辨析与相关流派的梳理，还必须了解大学理性的历史传统与现实追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回到诞生、哺育了现代大学并赋予其理性精神的母体—中世纪盛期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探讨自中世纪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到处于理性化“铁笼”
中大学理性的表现及其行动方式。
显然，通过这种历史的研究，可以清晰地描述并理解大学作为社会系统中的机构，哪些人参与其中，其具体的生活环境、兴趣、价值趋向等，描述大学的传统精神与现实的生活环境到底是如何孕育了大学理性及其精神。
最后，引用钱学森先生曾对温家宝总理的建言加深我们对“理性与情感”
关系的理解：“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
一个具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
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
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8]
[1]Gallagher，B.G.ThegetoInstitutioy.ralAssoQuarterly，1968，42，279-292.
[2]［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29.
[3]同上书，第28页.
[4]韩水法.大学与学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11.
[5]杨东平.大学精神［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封底.
[6]具体参见本书“西方大学史上的理性与变革”
。
[7]金耀基.大学的理念［M］.上海：三联书店，2001.22-23.
[8]李斌.亲切的交谈——温家宝看望季羡林、钱学森侧记［N］.人民日报，2005-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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