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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实际上，“大学与上帝的事业融为一体”
，教皇希望大学不仅继续为教会提供合格的神学家和法学家，还要求大学为基督教的普遍生活发挥独特的作用。
在中世纪末的教士整体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教士虽然比例较小，但已经不可忽视，而且在15世纪中期增长很快。
尽管大学文化在教士群体中的传播极不平衡，但在14—15世纪，大学已经为教会培养了不少进入教会高层的神学人员和教会法学精英。
[13]可以肯定的是，大学文凭最终强化了高层教士和下层教士间的分离，高层教士垄断了领导职位、特权和文化，而下层教士如同大部分信徒一样贫穷且无知。
尽管13世纪时起大学就与国家有所关联，但由于此时国家的大部分供职人员均为教士，其教育和俸禄都由教会发放，因而国家对大学的抱负极其有限，任由教会创建大学，确定其机构，保障其纪律，无意与教会争夺教育的垄断权。
直到14世纪，大学与国家间关系的概念才逐渐发生变化。
一方面，13世纪简单的国家机器此时已经开始演变成极其复杂的官僚机构，中央政府原御前会议裂变成诸多如司法部、审计院等固定和特殊的部门，而地方最高权力的代表如司法总管、大法官等辅之以越来越多的下属官员，导致国家对法律专业人员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国家”
概念本身在西方中世纪末有所丰富，“好的君主应当是有教养的、善辩的人，周围有一批出谋划策的哲学家”
，国家的声望开始要求鼓励自己的国民进入大学学习，并给予大学多方面的支持，因而创建并控制大学成为国家政治的必然选择。
如果说13世纪大学的诞生是自发的或教皇的意愿，那么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部分大学则是由君主创建的，尽管这也需要得到教皇的确认，比如尼古拉四世创建的里斯本大学（1290）、佛罗伦萨公社所创建的佛罗伦萨大学（1349）、鲁道夫二世创办的维也纳大学（1365），等等。
简单地说，国家开始参与创办大学，符合了国家概念的时代转换，迎合国家理性化的真实需求，大学为其提供机构官僚化发展所需的仆从，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自身数量的快速增长。
巴黎大学总监热尔松在《国王万岁》中指出，大学在国家中的作用“犹如站在高塔上的卫士”
，它是“国王之女、学习之母、法兰西之耀日”
。
[14]一些普遍迹象表明，中世纪末的大学确实能够承担这种职能。
[15]然而，“15世纪末的欧洲大学与13世纪的大学已经有较大差异，大学从经常因暴力冲突而分裂但富于活力和独特生活的独立行会、研究与教学的发源地，退居为‘服务于国家的职业培训中心’，并由国家严密控制”
[16]。
于是，由于多数大学的主动依附，国家逐渐取代了教会，使得大学得以常规性运行，大学反过来辅佐着政府的日常工作，培养着合格的教士、法学家和医生，并避免自身成为知识、社会、政治或宗教的动乱之源。
二、大学与社会：自我“封闭”
与“贵族化”
倾向
对中世纪大学来说，可以说是两手空空、毫无根基地来到这个社会，完全是由一群根本没有共同财产的人组成的。
但是，正是这种贫困给大学以道德的力量，大大促进了它们的发展。
此时，“大学给人以名望，而不是财富”
，相对于社会的整体价值，大学回馈给社会更多的是道德价值。
正因为如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大学发现自己与教会或世俗当局发生了冲突，要想战胜对手，手里最好的武器就是罢课，或取消讲课并转移到他乡，或自行遣散，从而战胜或威慑对手。
到中世纪末期，大学的变革方向变得十分明确，韦尔热称之为“封闭”
[17]。
当然这一封闭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大学与社会其他领域隔绝，而仅仅是意味着“法袍阶级”
的诞生，即从事官方法律的学者们意识到自身可以构建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并试图自我定义。
大学的这种社会封闭既是一种趋同于贵族的倾向，但又扬弃了与贵族一致的一切事物，因而它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揭示了社会转型对知识劳动本身的影响；另一方面，它让人看到了新的社会群体如何寻求界定并占有一种新的文化方式与社会阶层。
大学的社会封闭，首要方面是排斥贫穷。
当然，这与基督教的教育免费理念存在极大冲突，因而也不可能完全实现。
在大学的法学院和医学院，每个学院都只象征性地保留一个贫困学生，免除其全部学费和考试费，目的并不是淘汰全部出身平凡的学生，而是保持他们与高级学院的距离，特别是与文凭的距离。
授课证书和博士学位收取的考试费用相当可观，并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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