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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大学及其学者理想的生命状况和最佳的选择。
对大学系统来说，其产生源于社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推动着大学的变革与发展。
从中世纪大学的科学研究来看，它们在发展科学知识中所做的贡献，直接的或主要的是在“纯学术”
方面，充满着浓郁的理性主义色彩，正是这种理性精神使大学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护其学术研究和教学自由的历史传统，被冠名为“象牙塔”
，“因为大学乃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
[5]。
人们所有关于大学的想象无不源于对高深知识和智性本身的顶礼膜拜。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大学与政治的关联日益密切，“存在主义大学”
实际已经顽强生长于传统大学的内部，大规模学生骚乱显示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传统理性大学的深刻影响，这种混乱的状况是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社会上非理性因素中玩世不恭的信条向大学的蔓延与扩展，它要求大学理性的生活摆脱原有的传统与规范，放弃对理性与客观性的信念；另一方面，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也愈加紧密，“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
和“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
的成型[6]，促使大学开始走出封闭的象牙塔，日渐成为知识工厂。
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传统理性大学显然要接受情感的审判，部分丧失了自身传统的理性，部分放弃了曾经的自治与独立。
长期以来，严格遵守传递知识和生产知识的职责曾经是大学存在的唯一理由，然而现在它们不再是大学充分存在的理由。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衡量大学学术知识的重要程度的标准越来越依赖于它在市场上应用的程度，进而演变成为制约大学科学研究方向的生存法则，促使大学加速形成了企业与公司性格。
今天的大学要回避“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法则已经不现实，因为整个大学内在运作机制本身就成了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现代大学更是需要也理应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
但越是如此，我们就更需要明确：大学究竟何以成为大学？大学是否还需要理性精神，并且需要什么样的理性精神？正如学者所言：“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们的独立与自主；大学不能自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
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
[7]
然而，如果我们在大学及其相关机构仅仅宣布理智的统治地位并不能创造个人充分行使理性的环境，而且在清除障碍的同时，理性的一些支柱也倒塌了。
理性只是灵魂的经济运作的部分，为了正常发挥功能，它还需要与其他部分相互平衡。
问题在于，是**为理智的仆从，还是理智为**的侍女。
后种解释，即霍布斯的解释，在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对理智的褒誉，也是对它的贬抑。
更古老、更传统的秩序虽然不鼓励自由运用理智，但却留下某些因素使人想起对理性高贵本质的哲学解释，使理智免于降格。
唯有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大学以理性精神为最上，以情感的喷发为辅助，两者张弛有度则自成“自由的气象”
与“沉思的职业人”
。
当然，仅是如此还不够，还不足以使理性驾驭好**与欲望的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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