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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悦”
。
没多久，张载突然被派去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
针对这次人事安排，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张载向来以道德学问见长，为何要安排他去处理案件呢？王安石引经据典回答说，张载这么厉害的人，让他去断案就跟囊中探物一般，有何不可？言外之意却对张载含有讥讽和轻蔑。
等到张载办完案子回朝廷，新旧两党已经因为变法措施撕破了脸皮，旧党代表人物都被贬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张载的弟弟张戬。
看到此种局面，张载辞官，返回横渠讲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载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学生”
，他们分别是范仲淹一部分“遗产”
的优秀继承人。
具体来说，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变法革新的部分，熙宁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复兴儒学的部分，思想的继承远远超过政治的继承。
这跟张载和王安石二人的身份地位也有关系。
王安石在大宋政坛摸爬滚打多年，一度是整个国家的二号人物，是一个握有实权的激进变法派，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实践他的改革主张。
而张载虽然在学术上名气很大，两次获得皇帝召见，也做过一些地方的官员，但从未进入过国家的权力核心，属于没有权力的温和变法派。
王安石在变法的艰难推行与内讧中，最后罢相归隐南京钟山，绝口不谈国事，一心研究佛学。
张载呢，尽管没有权力和舞台，仍然孜孜于自己的变法理念。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
。
辞官回到横渠后，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依照《周礼》的记载，划成井田，中间留一块公田，四周八块私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
他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使近千亩田地得到灌溉。
这些效仿三代、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改革试验，基本都没有取得成果，不过，张载的较真儿和实干精神还是值得敬佩。
3
看一个人的执着和毅力，不应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而要看他饱受挫折之后的表现。
张载在仕途上并不如意，这跟他的理想追求有所出入——他不是那种只躲在书斋讲学传道之人，他的终极追求是他苦读、冥想、彻悟得来的东西，要有利于百姓。
在他眼里，“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
，对百姓有好处，这才是意义所在，对自己有好处，甚至对国家有好处，都意义不大。
但他一生得不到更大的机会去实践和推行他的理念。
只能在自己当官或者讲学的地方，一点一滴去做。
他没有抱怨，没有放弃，在重建社会秩序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他的一些弟子正是得到他毕生力行的真传，陆续开始做乡规民约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士大夫。
张载的思想很深邃，但落脚点很细微，格局高远，又很接地气。
听到他这些乡村治理的事迹，你可能很难想象，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探索宇宙本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并被誉为北宋诸儒中“对儒学真能登堂入室并能发展出一个新系统”
（韦政通语）的大师。
我在关于周敦颐的文章中，提到过“北宋五子”
（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整个北宋社会面临的思想困境。
那就是佛教和道教分别构建了一套解释世界和万物的系统，在中华文化圈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儒家在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则是遭到了巨大打击。
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用他们的说法叫“道丧千年不得传”
，至晚在西汉以后，儒家的理论发展就停滞了，大量的学者在对儒家经典做训诂解释的工作，在思想上不断重复孔孟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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