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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去世后，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元老、曾经官拜参知政事的张方平就曾经对宋神宗说：“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借由张方平之口可以看出，北宋从建国之初开始执行的崇文抑武政策，为大宋帝国培养出了一个冉冉升起、充满道德和政治自信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知识分子借由科举制进入文官集团，然后又开始集体联合制衡皇权，甚至提出了与皇权共治天下的理念。
这种理念，在宋以前没有，在宋以后则逐渐泯灭。
而北宋帝国的帝王们，则在自我克制中，巧妙维持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均衡理念。
当然，皇权之下，始终是一个人治社会，这本质上仍然依赖于帝王的高度自制。
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兄弟一起参加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考试，宋仁宗亲自坐镇殿试。
结果，23岁的苏辙当场洋洋洒洒写了六千多言，并且攻击指责宋仁宗“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妇人之情，无有厌足，迭相夸尚，争为侈靡”
。
主考官们看到卷子后，许多人都认为苏辙道听途说、言过其实，主考官胡宿更是坚持要将苏辙除名，反倒是宋仁宗很坦诚地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
当时，苏轼、苏辙两兄弟的答卷都很精彩，宋仁宗为此非常欢喜，认为苏氏两兄弟都是宰相之才。
在宋仁宗的提拔下，苏轼、苏辙兄弟步入政坛，到了宋神宗时期，因为苏轼涉嫌卷入讽刺变法的乌台诗案，宋神宗一度想将其杀死，但此时宋仁宗的妻子、太皇太后曹氏挺身而出保护苏轼说：“我还记得当年仁宗皇帝在殿试后曾经对我说过：‘朕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这二人同为兄弟，一个是苏轼，一个是苏辙，我年纪大了，担心用不了他们，但这种人才也是遗留给子孙的财富。
’”
由于太皇太后曹氏的力保，苏轼最终得以保全不死，改被贬黜黄州。
实际上，宋仁宗慧眼识英的，绝不仅仅限于苏轼、苏辙兄弟。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被后世传颂千年的著名人物，都是在宋仁宗朝被提拔或培养的。
在文学上，以明朝人评选的“唐宋八大家”
为例，除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外，其他六位全是北宋人，并且全部是在宋仁宗朝开始被提拔任用的，他们分别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六人。
另外，柳永、梅尧臣等诗词大家，以及“北宋五子”
（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哲学家，还有范仲淹、富弼、韩琦、王安石、章惇、吕惠卿、司马光、吕公著、包拯、文彦博、种世衡、曾布、狄青等政治家和著名战将，其他如书法家蔡襄、科学家沈括、发明家毕昇等影响后世千年的英杰，全都是在宋仁宗时期被提拔任用或是创下成就。
也正是如此，宋仁宗在位的1022年至1063年共42年的统治时期，其人才爆发程度堪称空前绝后，超越了此后千年间封建帝国的任何一个帝王统治时期。
对于在任内提拔重用各类人才，宋仁宗曾经在《赐刘辉及第》中表示，他对俊杰辈出的局面颇为满足：
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艺精。
临轩升造士，入彀得群英。
这颇有点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
的感觉。
在北宋崇文抑武、推崇科举的时代大背景下，宋仁宗朝出现了人才井喷局面，在这种宽和的时代背景下，统治者对民间的舆论也颇为宽松，当时，四川有位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提出“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
的割据想法。
当时的成都太守自然急了，于是将这位读书人绑了送到京城，没想到宋仁宗却说：“老秀才是急着想做官吧？他写写诗泄泄愤也无伤大雅，又怎能治罪呢？不如赏个官给他当当。”
在宋仁宗的授意下，老秀才因祸得福，被提拔为司户参军。
而这，尤其是在后世例如文字狱盛行，仅仅因为诗人无意中写下“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就可以将作者枭首灭族的清朝，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假如没有宋仁宗时期宽恕仁和的政治环境，所谓的北宋人才大爆发，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3
尽管宋仁宗朝文治兴盛，但北宋发展到当时，边境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在经历宋太宗时期雍熙北伐（986）的失败后，宋真宗时期，北宋和辽国经过澶渊之盟（1005），终于奠定了此后长达百年的和平局面。
尽管东北方向的契丹之患得到缓解，但在西北方向，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党项的李元昊正式在西北称帝建立西夏，此后从1040年到1042年，西夏连续在三川口战役、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中大破宋军，以致西夏军队兵锋直逼长安。
宋廷为此大震，宰相吕夷简更是惊呼道：“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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