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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进入宋代以后,通过“崇文”
以“抑武”
,宰相几乎全为读书人,武将军人则地位越发低下,“见(文人)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
。
从宋太宗时代开始,每次状元公布后,“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
(状元)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左讠右雚)动都邑”
。
这种状况到了宋真宗时期更加明显,以至于当时的洛阳人尹洙曾经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以及宋真宗三位皇帝不断的“崇文抑武”
,在当时人的眼里,武将军人地位已经从晚唐、五代十国的高高在上,剧降至即使“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
,也比不上一位高中状元的文人受人仰慕关注了。
对此,宋真宗习以为常。
这种风气发展到后来,就是北宋时人汪洙写诗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在北宋君王看来,中国自魏晋以降的贵族阶层,在经历晚唐和五代十国的战乱动**之后,已几乎被扫**一空,难以对皇权形成重大挑战。
而科举出身的文人大多家世普通,不仅有利于国家选拔才俊、促进社会的阶层流动,而且文人没有贵族和武将的庞大势力,既有家国情怀敢于担当,又容易控制,这也是宋代君王愿意与普通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大夫“共治天下”
的根本原因。
宋真宗曾经告诫负责科举考试的大臣说:“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精求艺实,以副朕心。”
但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凡事有正必有反,过分“崇文”
的宋真宗喜欢安逸。
对此,宋真宗在当太子时的老师、后来官至宰相的李沆就看得很清楚。
李沆做宰相时,王旦担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当时因为用兵西北,宰相们要到天黑才能吃饭。
王旦有一次叹息说:“我们这帮人怎么才能坐致太平,悠闲自得呢?”
李沆则说:“稍微有些担忧辛劳,足以作为警戒。
将来四方宁静,国家未必没有大事发生。”
当时,契丹在经历与宋多年的战争后进行和亲,王旦询问李沆此事如何,李沆又说:“好是好,然而边疆的忧患停止后,恐怕皇上渐渐产生奢侈放纵的想法。”
李沆经常拿一些四方水旱、盗贼之事上奏宋真宗,但王旦认为这些琐事不值得上报劳烦宋真宗处理。
李沆是太子宾客出身,深知宋真宗从小长在皇宫、不知四方艰辛,他对王旦说:“皇上年轻,应当让皇上知道四方的艰难。
不这样,皇上血气方刚,就会大加留意声色犬马之事,那么动土木、兴甲兵,向宗祠求福等事就会发生了。
我年老了,等不到看见这些,这是参知政事你将来的忧患。”
在对待辽国的问题上,李沆更是认为不可与敌讲和,他曾对王旦说:“我死后,你一定会做宰相,切记不要同敌讲和。
我听说出则无敌国外患,国恒亡,如果同敌讲和,从此以后国家武备废弛,必然多事了。”
宰相李沆的远见,副宰相王旦当时并不以为然,一直到多年以后宋真宗荒废政事、大搞“东封西祀”
、营造宫室,他才体悟到当初李沆的睿智。
而在北宋与辽国讲和的澶渊之盟后,武备废弛的北宋君臣,也将在一百多年后的靖康之变中,深刻体悟到李沆的远见卓识。
3
1004年,在后世被称为“圣相”
的李沆病逝,也就是这一年,辽国再次大举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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