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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变法派得势，苏轼遭外放、贬谪，而章惇出将入相，仕途相对顺遂。
这一时期，“乌台诗案”
爆发，章惇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章惇的表现，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
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
之罪。
章惇据理力争，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
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
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在流放的日子里，苏轼给章惇写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追捧我的人，“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
，只有你章惇，“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
从苏轼的话可以看出，章惇当时虽已高居参知政事职位，但为人处世仍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十分难得。
宋哲宗元祐时期，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变法派遭到全面清洗。
苏轼“三入承明，四至九卿”
，章惇则处于贬谪、闲置状态。
从现有史料看，在章惇遭贬黜的过程中，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了《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充当保守派攻击章惇的炮弹，而苏轼没有弹劾或营救章惇的文字留下来，我们无法确知这一时期他本人对待章惇的态度。
章惇最初被罢黜到汝州，身心备受打击，他一再乞求到扬州，方便就近照顾人在杭州的87岁老父，但均遭到拒绝。
9个月后，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章惇终于可以回杭州，苏轼这时给他写了一封信：“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
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
苏轼在信中提起他们早年一起归隐田园的约定，然而，“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
一语，表明在苏轼看来，章惇追求变法，是汲汲于功名的表现，“世缘已深”
，希望章惇能够超脱功名。
由于章惇后来被打成“奸臣”
，他的文字被保留下来的极少。
我们无从知道，对于苏轼的“指控”
，章惇本人作何回应。
但两人仍有书信往来，至少说明，虽然他们的政见分歧很深，但友情还在，并未完全破裂。
不久，章惇又被弹劾，重回汝州。
两年后，他等到离杭州颇近的知苏州任命时，父亲已经去世。
他辞去苏州知府之职，在不尽的弹劾中沉默。
等到宋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时期，章惇独相，达到个人仕途的最高峰，而苏轼则远谪岭南。
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营救苏轼，修复两人的友情，但他没有这个肚量。
元祐年间苏轼兄弟对自己的指摘和见死不救，一定在章惇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
此时的他对苏轼，应该是有怨恨的。
但后来的史书笔记说，章惇是远谪苏轼的幕后黑手，这就言过其实了。
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党人在宋哲宗亲政后，均遭到连续贬谪，是宋哲宗为了尽反高滔滔之政，实施了发泄式的报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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