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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谈话后，一家人不欢而散。
宋神宗去世后，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就掌握了话语权。
从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到高太后垂帘时期的元祐更化，废除新法，再到绍圣绍述，亲政后的宋哲宗恢复宋神宗各项新法。
朝政有如棋局几度翻覆，最后的决策者仅神宗、高太后与哲宗三人而已，其实全是赵家人说了算。
一心想变法的是皇帝，最终颠覆新法的也是皇权。
在皇帝的动摇态度下，王安石也很无助。
晚年的他退居金陵，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徘徊，在梦与酒之中浑浑噩噩，写成如《千秋岁引》中的忧思离恨：
无奈被些名利缚。
无奈被他情担阁。
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
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5
司马光回来了。
他结束了在洛阳十五年的隐居，重回京城，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打着“以母改子”
的旗号，固执己见，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新法。
这种武断的做法，就连一些反对变法的大臣都看不下去。
宋神宗元丰年间，苏轼遭遇乌台诗案，险些丧命。
远在金陵的王安石并不在意苏轼对变法提过反对意见，迅速上书宋神宗，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此举，将苏轼从困境之中解救出来。
后来，被贬的苏轼见到退居江宁的王安石，两位直言无忌的风流人物放下变法之争，相约同游山水，多次作诗唱和。
送别苏轼后，王安石更是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真正的君子，从来不会让政治牵扯个人恩怨，而王安石也没有看错苏轼。
元祐更化中，苏轼回朝，辅佐司马光改革新法，建议权衡利弊，保留变法中有益的部分，他本人支持保留免役法，废除青苗法。
大权在握、年已迟暮的司马光却不听劝告。
自知不久于人世的他，在大病之中坚持废尽新法，甚至最后几天上朝都为此忙得不可开交。
王安石原本对朝中的变化默默无语，直到免役法被司马光所废，才老泪纵横地哀叹道：“就连免役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
这一年，王安石与司马光先后病逝，而变法引发的内耗与纷争却还未休止。
北宋灭亡后，变法派更是背上了导致靖康之耻的黑锅，王安石也不可避免地被妖魔化。
宋代蔡絛《铁围山丛谈》等文人笔记甚至讥笑他为獾子精下凡，是一个瞎折腾大宋的“妖人”
。
元代的《宋史》编撰成书后，变法派的得力干将们入了《奸臣传》，腐朽无能的顽固派反而都成了忠臣。
然而，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变法之争中，所谓小人、君子大多不过如过眼烟云，即便是左右摇摆的皇帝，也是速朽的，而一心为国的孤独改革家王安石，终将光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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