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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本人却很不认同这种看法，他在送友人赴任柳州知州的文章中，专门驳斥了知州官小不足事的成见。
他说，古时候的人做知县只负责一个乡、县，尚且能够用道德、仁义、恩惠、慈爱对辖区百姓进行熏陶和启发，现在的官员能够独掌一个州，怎么还能把官职看成低人一等，而不认真为政呢？他说，官无所谓大小，任职一方，就应该有造福一方的信念，更应该有久居之心，脚踏实地为当地百姓做实事，做善事。
这是为官一方的本分。
第二项是担任史馆馆职，从事史籍文献编校工作。
大概有10年时间，曾巩考证、校勘、整理的史书古籍达数十种。
比如《李白诗集》，经他搜罗、发掘，从776首增加到1001首；传世的《战国策》，散佚严重，经他广泛访求采录，从22篇增加到33篇……
治学严谨的曾巩还有一个习惯，每整理完一书，他都认真作序，不仅记录和介绍该书情况，还将史评融入其中，对书中某一种偏向和缺失，进行论证和评议，让后世读书人有脉络可循。
曾巩从事的这项工作，属于文科领域的底部工作。
要不是他的用心用力，我们现在能读到多少李白的诗，能读到多少篇《战国策》，还是个未知数。
虽然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历代都有人在做，但大家往往只看到书籍的成品，看不到流传背后的工作人员。
这就好比现在理工科领域那些做基础研究的大师，他们永远不像做应用开发的人那么声名在外，也没有明星偶像光环，可能一辈子就是在逝世的时候被人说一句“一个大师走了”
，仅此而已。
但你必须承认，这些一点儿也不著名的人，才是人类文明传承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
无论是做地方官，还是校勘史籍，曾巩都是在从事基础性的工作，甘愿做一个默默奉献的人。
但他的价值，不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可以随意褒贬的。
在曾巩担任馆阁校勘期间，苏轼推荐了两名四川老乡拜访他。
这两人因为文风不合流俗，被乡里人讥笑为迂阔，很是苦恼，特向曾巩求教。
曾巩读了他们的文章，却称赞有加。
两人很高兴，临行便请曾巩为他们写点文字带回去，好堵住悠悠众口。
没想到，曾巩劝他们说没必要，根本用不着为这些闲言碎语苦恼，“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
，不必随波逐流，也不必阿附世俗，更不必为冷眼所动。
流言可以杀人，但永远杀不了将流言当作空气的人。
3
宋代的理学家是一帮很“吹毛求疵”
的人，怼天怼地怼空气，前圣今贤大都入不了他们的法眼。
但他们偏偏十分推崇曾巩的文章，为什么呢？除了我上面讲到的，曾巩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有“法”
可依，可作范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曾巩的信仰和操守，是常人难及的。
正如朱熹所说，曾巩是一个“醇儒”
。
放在人品与文品的标尺之下，曾巩以“文如其人”
的统一性脱颖而出。
他的文章路子正，人品也正。
虽然他对自己常年不得志不以为意，却见不得他眼中的人才被时代错过。
当他宅在老家为生计奔忙的时候，他屡次以布衣身份向朝廷要员推荐王安石。
在给蔡襄的书信中，他说：“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
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
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执事倘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
曾巩比王安石大两岁，两人相识于科举考场，一见如故，结下了亲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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