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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重印全部藏经，则有上海频伽精舍翻印日本弘教书院之小本《大藏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日本之《续藏经》及《汉满蒙藏四体大藏全咒》。
近又有朱庆澜、叶恭绰等，在上海集合团体，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
是亦社会方面，热心佛教者日多，故能有此成绩也。
民国以来，佛教所以有兴盛之曙光，其动机不外三端：（一）清末中外交通，西方学术输入；科举废，学校兴，学者思想解放，不复拘拘于儒家一孔之见；对外来科学，固喜从事研究；而对古来相传之学术，亦多为之整理；有文艺复兴之现象；（二）佛典单本之流行，得之较易，唤起学人研究之兴味。
（三）元年至今二十余载，战乱不息；民生因苦痛而觉悟，遂皈依佛教，以求精神之安慰；故有革命时善战之军人，亦一旦屏弃万缘，祝发入空门者。
有此三因：故南北各省佛教，一致勃兴，是不期然而然之潜势力也。
（七）敦煌石室唐人写经之发见
清光绪二十五六年间（己亥庚子）；甘肃敦煌之千佛洞石室中，发见唐人写经，中多宋元以来未见之经疏；亦佛教史上重要之事实也。
千佛洞，在敦煌县东南三十里鸣沙山下；有三寺，俗称上寺、中寺、下寺；上中两寺皆道观；下寺为僧刹；寺之左近，有石室千余；由唐迄元，皆谓之莫高窟，俗呼千佛洞。
昔人就洞中塑佛像，并镌壁画；其用意盖与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之造像相同；非为藏贮书物也。
惟有一洞，其中全贮古书，乃西夏兵革时所藏；壁外饰以造像，故人皆不知其为藏书之所。
迨清光绪己庚之际，缮治石室，凿壁而书出，由是稍稍流传于世。
丁未、戊申，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先后游历至此，得六朝人及隋唐人所写卷子本书，各数千卷；并雕本石刻多种；运回伦敦、巴黎。
我国人闻之皆惊异，学者多注意及之，因石室所留者，尚近万余卷；其中唐人写经，居百分之九十五；当时学部遣人前往取回，存于京师图书馆；运回时复经盗窃，散归私家者数千卷；今存于图书馆者，八千余卷而已。
迨民国七年，范源廉重长教育部时；蒋维乔建议，聘请江杜，入京师图书馆，专任校勘佛经之职，为时二载，而得藏中未有之《大乘稻芊经随听疏》、《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两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皆希世之秘笈也。
江杜跋《随听疏》云：“曩闻敦煌经卷中，有《稻芊经疏》，为《大藏》所佚；心向往之久矣。
既入馆，亟取阅之；芜乱讹脱，几不可读；为之爬梳剔抉，排比联缀；并取重复之卷，互勘异同；亦有援据他书，以校补者；积八阅月之久，录成一卷；仍阙首尾，会傅增湘新购得一残卷，所阙佚文，悉在其中；于是千年秘著，遂成完书。
然此疏所依之经，亦非《大藏》译本；复于八千余卷中，穷搜遍觅而竟获之。”
其于《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亦然；偶得一卷，无首无尾；亦向八千余卷中穷搜之，苟得文义相类者，为之联缀成文；费时经年，竟得成书；是可见缀残补阙之不易，而秘笈出世，于佛教上有甚大之影响也。
江杜叙此书云：“考诸载记，鸠摩罗什，当后秦姚兴时，译经长安；弟子道生、僧肇、道融、僧叡称关中四圣；什公既道行超世，高足弟子，又皆一时龙象；故所译经，文词畅美，义味渊涵；观此重译之《净名经》，可以见矣。
传称四圣著述甚富；意其时什公师弟，必皆有经疏行世；逮唐沙门道液，乃搜集关中诸疏，与自作之科解，汇为一编；即此书是也。
观其标题，盖谓此为会集众说兼有科解之关中疏，以别于旧有诸本云尔。”
又跋云：“夫发挥经旨者，固推隋唐造极；而关中师弟，实导先河；关中述作甚富，而其学之留存于世者，独备此编；书最古，文最备，是为瑰宝，亦奚待言。
然閟之千载，而独现于今；意者其为含宏光大，遍沾法味之征也欤。”
观此：则此二疏之价值可知矣。
又著《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者，为沙门法成；法成之名，不见于传记；其《稻芊经》之本文，亦不知谁译；可知古德著述之散失，并其名亦湮没不彰者，往往而然。
北京刻经处所刊《心经七译》中，有敦煌石室本一卷，其端题“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
；惟无年月可考；其译例与玄奘相近；殆与著此疏者，是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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