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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宋以后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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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说
自武宗会昌之法难，继以五代之战乱，佛教之气运大衰。
宋兴，佛教前途，欣欣向荣，如春花之怒发。
盖宋太祖志在振兴文教，其于佛教亦然。
建隆元年六月诏诸路寺院，经后周世宗时所废而未毁者不毁；既毁之寺，所遗留之佛像，亦命保存；且屡令书写金字银字之《藏经》；《释氏稽古略》称：“开宝元年，敕成都府造金银字之《藏经》各一藏。”
又曰：“帝自用兵平列国，前后凡造金银字《佛经》数藏。”
《佛祖统记》称开宝五年，诏京城名德玄超等，入大内，诵《金字大藏经》，帝亲临，并赐紫方袍云。
所建之寺颇多。
太宗虽信道教，亦未若视佛教之重也。
开宝四年，太祖遣张从信往益州成都雕《大藏经》，版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此实我国《大藏经》版之嚆矢。
又印度西域之僧赍梵经来中土者，陆续不绝；国人之游历外国者亦多；翻译之业，以太宗时为最盛。
至当时外人之来华者；太祖时，则有曼殊室利（中天竺人，与沙门建盛同来。
）、可智、法见、真理、苏葛陀、弥罗（西天竺人）等。
太宗时，则有法天、钵纳摩、护罗、法遇（中天竺人）、吉祥（西天竺人）、天息灾（迦湿弥罗人）、施护（乌填曩人，西北印度之一国）。
此诸人中，以天息灾、施护、法天为最著名。
太平兴国五年，法天三藏始受命来京师；当以此时为译经之始。
是年，天息灾（明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法护等诸三藏亦来，乃于太平兴国寺两，建译经院以居之，后赐名传法院；寺分三堂，中央为译经之所，东为润文之所，西为证义之所；法进、常谨、清沼诸人，充笔受缀文之役。
是时天息灾定译经仪式，兹据《佛祖统记》所记者，列之于下：
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作坛以粉饰之；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坛形正圆，层列佛大士天神名位，环绕其上，如车轮之状。
目曰大法曼拿罗；请圣贤；阿伽沐浴，凡供养之器曰阿伽，此言沐浴之器。
设香华灯水肴果之供；礼拜绕旋，所请冥祐，以殄魔障。
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
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
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
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
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
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
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
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
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
此时所译，皆入《藏经》。
在译经院西偏建印经院；译毕，即在院开雕。
又因天息灾等之请，选拔惟净以下童子十人，使在译经院习梵学；使译经业不至废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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