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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累代尊敬老子；睿宗且以西城隆昌二公主为女冠（女道士），自是皇女始有入道者。
玄宗崇奉道教愈甚，几以老子教为国教；称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诏诸州建玄元皇帝庙；使州学生习《道德经》；道派之《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等书，亦令习之；置博士、助教，以教授学生，由是行之科举，登庸官吏。
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
视佛教若普通之祠庙；而以道教为宗正寺。
道教原为下等宗教，颇多迷信；特唐之诸帝，信之深笃；惑于道士之妖言，类皆服丹药、或黄金、水银，以求长生不死之术；有因是得病以死者。
以此教理浅薄之道士，何能与佛教徒辩论；故二教争理，道士恒败；如高宗麟德年间，使二教徒论《化胡经》之真伪；僧法明出问老子往印度成佛，用华语耶？抑胡语耶？道士皆瞠然莫知所答；当时二教徒争论之情状，由此可推而知也。
此时高宗命将道教书中所记老子化胡之语削除；中宗之世亦命将道观中之老子化胡成佛图，及佛寺所画老子像悉毁之；用《化胡经》，或书化胡者，皆准违敕以处罚。
唐之诸帝，如是崇道抑佛，而佛教不为之少衰；流行民间，势力伟大，非道教可比。
于是僧尼之数日增，寺院之设日广，朝廷为佛教费金钱益多，国家经济颇受影响，势必施行淘汰僧尼政策；傅奕在高祖时，既有此请；高祖欲将二教教徒，共行淘汰，即此意也。
则天时代，武后欲造佛大像，宰相狄仁杰、纳言李峤，先后上书谏之：狄仁杰之疏曰：“今之伽蓝，制过宫室；穷奢极壮，刻绘尽功；宝技殚于缀严，瑰材极于轮奂；工不役鬼，物不天来，既皆出于民，将何以堪之？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念之，实切悲痛。”
李峤之疏曰：“今造像钱已有一十七万缗；若以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尚济一十七万户；极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广人主亭毒之意。”
由此观之：当时佛教盛极之弊，与夫忧世之士之衷情，可以考见也。
后百余年；韩退之著（源道》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亦不外乎就排佛之意而引伸之耳。
玄宗即位之初，紫薇令姚崇上淘汰僧尼之奏，使一万二千人还俗。
命百官禁建寺，铸佛像，写经典。
是时又行度牒制；凡僧尼出家，必经有司考验合格，乃给以凭，谓之度牒；有牒者，得度为僧尼，免其地税徭役；此因当时贵戚富豪，往往借僧尼以避徭役，实为防弊而设。
其立说也，或谓此举与佛之慈悲，深相契合；或谓学佛在心不在形；而于佛教无少加以反对者。
但道教之徒，因天子之迷信，遂从而附和之，以唐室祖先教为口实，排击佛教，不留余地；终至有武宗破佛之举。
然玄宗虽崇道教，决非轻视佛教；盖当是时，即善无畏、金刚智来弘密教之时代也。
开元二十六年，敕天下诸郡，郡各建开元、龙兴二寺：定国忌在龙兴寺行礼；千秋节在开元寺祝寿；此二端足为玄宗兼重佛教之证。
及武宗会昌五年，而破佛令行矣。
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上表，谏迎佛骨，排斥佛教。
时在荆溪、澄观殁后，会昌破佛前二十余年。
宪宗览奏大怒；流愈潮州。
愈赴潮州后，颇亲大颠和尚，似少闻佛法。
然一般佛教者言，愈遇大颠后，深悔前非，则不尽可信。
唯愈慨叹当时奉迎佛骨，谓三十年一开，其年必丰，近乎迷信；故云：“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以绝根本。”
愈亦不得谓非痛快男子。
柳子厚文章，与愈齐名，而颇信佛；白居易亦然；晚年禁止一切肉食。
会昌法难之起，由于武宗信道教之故。
会昌元年，召赵归真等八十一道士入宫，亲受法箓；衡山刘元靖，亦深博帝之信仰，为光禄大夫，任崇玄馆学士；二人共在宫中修法。
有谏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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