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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活动的社会性在于，科学家总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他们接受训练以便进入科学共同体，并与科学共同体其他成员共事。
科学共同体，像其他事情一样，有一套审视和评价知识诉求的标准。
科学活动的政治性可以体现在许多层次上：科学是说辩和联合的竞技场；对于正在进行的研究而言，许多不同的理念和价值都是重要的因素；科学家都在热切地为争夺资源而斗争以实现他们的观点。
重要的是，科学家在技能、权利、知识以及特定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投入。
而且广泛的社会冲突也可能反映了科学内部的冲突，并与科学的内部冲突相关联。
性别、种族、阶级和民族的区分也出现在科学之中，出现在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关系上。
简言之，科学知识总与一定的权利相联系。”
[9]
《真理的社会史》的作者史蒂文·夏平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知识是一项集体事业。
为保证得到知识我们需依赖其他人，我们不能避免这种依赖。
这意味着，我们在其中拥有和保持我们的知识的交往关系具有一种道德性质，而我用来指称这种道德关系的词便是信任。
关于信任之于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既有评价，我做了一个批判性的综述。
我引入了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些不太著名的传统，它们确定了信任在建立和维持认知秩序中的角色。
这些传统认为，我们对社会关系的构造就是在制造知识——不仅是关于他人的知识，而且是关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知识——并且同样地，我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知识吸收了关于其他人的知识——他们作为证言的来源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否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信任。
因此，“知识的制造总的来说发生在一个道德场域，调动了对各种类型人的德行和性情的特定评价。
我评述了某些现象学和民俗方法论的评价方式，按照其观点，关于世界的知识与关于其他人的知识在社会互动中是互为依托的。
我尤其关注世俗推理（mundanereason）过程，其中关于客观外在世界本质的预想深嵌于平常的社会互动和探究那个世界的实践之中”
[10]。
但是，关于科学技术研究的社会维度的思想并不统一。
J.高林斯基（JanGolinski）在《制造自然知识：建构主义和科学史》（MakingNaturalKrudtheHistoryofSce）中指出：“尽管‘社会的’这个形容词经常被用于规范建构主义，但事实上，关于社会因素在制造自然知识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详尽的解释和描述。”
[11]JanGolinski归纳了“社会的”
这个修饰词在科学研究中的几种意义。
其一，强纲领利用对称性假设为科学信念的接受提供社会解释，布鲁尔就认为对科学的解释应追寻社会原因，例如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以及他们的利益。
其二，H.s所倡导的关于科学争论的社会学研究，他并不关心宏观的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力，因而他不同意爱丁堡学派对科学进行社会原因、社会结构及社会利益等方面的宏观分析，而是强调专家小组（smallergroupsofstificspecialists）之间的判断和协商对科学的决定性。
其三，在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促进的案例研究中，对科学的宏观社会学考察的倾向已经被抛弃，代之以实验室研究，如Latar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Kina的《制造知识》等作品，这些著作对实验室围墙之外的社会不感兴趣，而是专注于对实验室内部的人类学考察。
其四，在科学的社会维度中，最富有挑战性的是Latour和发起的角色-网络研究，“在这种研究看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创造自然知识的同时，也在重建社会生活世界”
[12]。
二、人本主义
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他从人本主义出发对现代技术及新科技革命的评价极富启发意义。
首先，海德格尔发现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造成的物化：“为技术的统治之对象的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顾及，愈来愈完满地推行全球，取昔日习见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而代之。
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在者都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
人的人性与物的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的范围之内分化为一个生产的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由此，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就是要变成单纯的材料以及变成对象化的功能。”
[13]因此，“现代科学和极权国家都是技术的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技术的随从”
[1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不思维；人类迄今为止干得太多想得太少。”
[15]既然问题出在“思想”
领域，那么，解题的思路当然要在思想领域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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