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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越个人知识和公共知识的各种方案及其比较
思想家们关于知识的地方性和公共性之间关系问题的探索，源远流长。
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思想痕迹；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爱丁堡学派以及新近的各种折中主义，都作出了值得评价的思想探索。
早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就开始追问知识（或思想）中的私人性（个人性）与公共性（社会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谓源远流长。
“思想是一种内在化的话语形式（aformofinternalizedspeech）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我认为，当心灵在思想的时候，其实是自己与自己在对话，在自问自答，在肯定或否定。
当做出决策的时候（不论快慢）以及疑问被解决或达成认同时，我们就称之为判断。
’”
[7]这个思想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米德（Mead，［1913］1964，146）据此提出了思想和心灵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从这个角度看，“‘思想的机制（themeismofthought）……只是一种内在的对话（iion）’……‘我们可以把人们之间的对话想象成内在的思想过程，是我们自己在争论’（1964b，358）”
[8]。
亚里斯多德就曾经区分了本地性的经验知识和超越性的普遍知识（以技术为例）。
他说，“经验为个别知识，技术为普遍知识”
。
[9]
近代西方哲学大多致力于消除理性的私人成分，例如，培根就认为，要获得正确的知识必须消除四种假象，即“种族假象”
“洞穴假象”
“市场假象”
和“剧场假象”
。
但是，纵观整个近代西方哲学，不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基本上都是从个体或“我”
的角度出发来论证知识的合法性，只不过是对“我”
的理解不同而已。
理性主义如笛卡尔等人是从“我思”
推出包括知识在内的一切存在；而贝克莱和休谟等经验论者则是从“我的经验”
解决知识的可靠性问题。
总体而论，近代哲学大体上强调知识的个体性，用个体知识的可靠性来担保知识的公共性。
康德在论证分析的综合判断何以可能时，注意到意识到理性特别是理性运用的两种类型[10]：“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
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
[11]例如，“一个就任的宣教师之向他的会众运用自己的理性，纯粹是一种私下的运用；因为那往往只是一种家庭式的聚会，不管是多大的聚会；而在这方面他作为一个牧师是并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使自由的，因为他是在传达别人的委托。
反之，作为一个学者通过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时，则牧师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无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并以他自己本人的名义发言”
[12]。
黑格尔是从辩证法的高度试图解决个体知识（主观精神）和公共知识（客观精神）之间关系问题的第一人。
黑格尔的学术生涯恰逢法国大革命时期，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抽象理性、绝对自由、极端个人主义等种种恐怖行为，黑格尔指出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扬弃过程，因而必须正视并超越自我意识，摒弃主观任意性的自由和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强调伦理的国家和全体。
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部《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就是一般的科学或知识的这个形成过程。”
[13]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现象学可分为三大阶段：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主观精神包括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三个环节。
在这里，黑格尔把个体知识和公共知识看成是真理自我发展的内在环节。
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在于致力于寻求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基础，以消除各种形而上学成见，其路径是构建观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
卡尔纳普在《理论概念的方法论性质》中就把科学语言划分为“观察语言”
LO和“理论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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